“娃子,”她终于哭出声来,“娃子……”
大姑松开我,双手捧着我的脸。不敢用力似的,只虚虚地抚摸着,手指在我脸上慢慢摸索,摸我的眉毛,我的鼻梁,我的下巴。
“长这么大了,”她说,“这么大了。”
她的手从我脸上滑下来,摸了摸我的肩膀,又一路向下,最后握住我的手,翻过来看看手心,又翻过去看看手背,然后攥紧了。大姑又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脸上的笑容一下收敛了,“不是你不让你回来吗!你回来,人家那边知道不?”
我知道大姑在想什么。她怕裴家以为我长大了回来跟本家亲,怕人家心里生了嫌隙,怕我回去不好做人。我把她的手握紧了,说:“知道,他们知道。没事的大姑,他们知道的。”
大姑这才松了口气,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她伸手抹了把脸,拉着我往屋里走,“进来说,进来说。”
她的手一直没松开,拉着我穿过院子,进了堂屋。屋里光线暗一些,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板凳,靠墙放着一台挂式电视机,柜子上摆着一尊瓷观音像,前面供着香炉,插着三根没点着的香。她把我按在板凳上坐好,自己坐到对面,还是攥着我的手,一会儿看看我的脸,一会儿看看我的手,像是怎么也看不够。
“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她问我,“上的什么大学?”
“好,我过得很好,”我说,“在英国读的大学。”
大姑明显一愣,嘴巴张大了,问:“英国啊,有女王的那个?”
我笑着说是,有女王。
她又想了想:“那是不是得坐飞机去?老远了吧?”
“是,坐飞机,十来个钟头。”
“那吃得好不好?那边暖不暖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都好,”我说,“大姑,都好。”
她看着我,嘴抿了抿,又点点头:“那得花老多钱了吧。你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一定得报答人家。”
我垂下眼,点了点头。
大姑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哎哟,光顾着说话了,我去里屋拿点东西。”她走进里屋,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沓纸钱和一束香,用细绳扎着口。
“回来了,该先去看看你妈和你姥姥姥爷了。”大姑说着,把塑料袋夹在腋下。她换了件干净褂子,把头发拢了拢,别了个黑卡子,又换了双鞋,拿了一顶草帽扣在头上,另一顶递给我,“走,我领你去。”
一路上姑姑不停地讲,讲哪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了,讲谁家的闺女嫁到县城去了,讲村东头的老李去年走了,讲村西头的老张家盖了三层楼。她边说边用手指点着,我一个一个地认,有的还能对上号,有的已经完全陌生了。
路上碰见人,隔着老远就喊:“海平婶子,这谁啊?”
姑姑便会挺起胸膛,说:“这是娃子啊!秀蝶的儿子!从北京回来的!”
“哟,都长这么大了!”
“可不嘛!”姑姑笑着,继续领我往前走。
出了村,沿着一条小路往北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一片坡地。我认出来了,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坡,长满了野蒿子和荆棘。我姥姥姥爷当初就埋在这里,没有碑,只有一个土堆,妈妈埋在旁边的土堆里。
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陵园。整块地用矮墙围了起来,青砖的墙,墙头盖着黑瓦。里面铺了青石板,石板之间留着缝,缝里长着细密的青苔。
四座墓碑整齐地立在石板地上,碑身打磨得光滑,上面刻着字。碑前面摆了石供桌,桌上有香炉和花瓶。陵园后面还种了一排松柏,北面靠着一座小山包,南面有一道浅浅的水渠,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清凌凌地流着。
布局讲究。我虽不懂风水,也能看出这是请人看过的。
姑姑从塑料袋里取出黄纸和香,蹲下来,把黄纸一张一张拆开,叠好,压在石供桌上。她一边做这些,一边对我说:“你走了以后,过了没多久,也就半年来的,北京那边就来人了,要了这块地。村里还不愿意,村委上那些人闹了一阵子,不让动。后来直接从市里来了个官,专办这个,就没人敢说话了。”
我怔怔地站着。裴自雪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走到母亲的墓碑前。碑上刻着:“先妣季母秀蝶之墓”左下角一行小字:“爱子季如愿叩立”。
碑上嵌着一张黑白照片,巴掌大的一块,妈妈的眉眼看着我,笑得很灿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妈妈留给我的记忆里从没有这样明朗的笑。她在我脑海里是模糊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影子,嘴里总是嘟嘟囔囔地念着什么,头发也乱蓬蓬的。可照片里的她笑得那么明亮,眼睛弯成月牙,像所有正常的年轻的母亲一样。
我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上她的脸。冰凉的石面,光滑的触感。我跪下来,父母抵着碑座,眼泪掉下来,落在墓碑上,啪嗒啪嗒的。
大姑在旁边烧纸,嘴里念念有词:“叔,婶,秀蝶,你们放心吧,娃子现在可好了,都出过国了,可有本事了。人家对他好,他自己也争气,你们在下面别惦记了。”
我起身,又走到姥姥姥爷的碑前磕了头。说来惭愧,我已经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姥爷是个怎样的人呢,旁人说起,大都形容他懦弱窝囊。因为姥姥当年大出血才生下女儿,姥爷心疼妻子便不再让其生产,这样的事,在大多数人眼中竟是窝囊。
如今好了,社会发展快,许多压人的糟粕被遗留在过去。可那时不同,在村里,没有儿子就是会被人欺负,两家打架都会被人指着鼻子骂“绝户”。
姥姥是怎样的呢。我记忆中她从未与人红过脸,谁家生了孩子,也都会找她帮忙缝制小被褥。过冬时,那上门找她做棉裤棉袄的人就更多了。
我不敢忘,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强迫自己回想这些。我是他们生命血缘的延续,如果连我都不记得,哪又有谁还能证明他们存在过呢。
最后我走到阿成的碑前。阿成的碑小一些,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碑前放着一个小小的瓷碗,里面插着三炷香,已经燃尽了,香灰落在碗里。
我记得阿成活着的时候瘦瘦小小的,头发黄,脸上总挂着两道鼻涕痕。有一回我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冲上去跟人打架,被人按在地上揍得鼻青脸肿,回头冲我咧嘴笑。他是我童年唯一的朋友,后来肚子里生虫,他爸不舍得买五块钱的驱虫药,拿农药在他身上打的,他拉了几天肚子,没多久就不行了。当地风俗小孩死了不立碑,他爸在村外的坡上随便刨了个坑埋了。
这件事,我只跟裴自雪提过一次,后来再没提过,我没想过他会记得,更没想过他会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