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了。”
他说。
“跑出病房,跑出走廊,跑出医院大门。在中环的街上跑了整整四个小时。二十万现金揣在怀里,像一块烧红的铁。”
我看着他。
“但你最后回去了。”
何家裕猛地抬头。
“你怎么知道?”
“我爸说的。他说让你收钱的人是他,让你回去插管的也是他。”
何家裕张着嘴。嘴唇在发抖。
然后他哭了。
……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僧袍上,没有声音。僧袍是深灰色的,泪水洇开变成黑色,像墨。
“我跑了四个小时。跑到中环码头,看着维多利亚港,想把那二十万扔进海里。”
他抹了一把脸。
“但是我没扔。因为我妈要动手术。宫外孕,大出血,要六万块钱。我爸不肯出,说我妈是黄脸婆,死了他再娶一个。”
“所以你把钱拿回家了?”
“我没有。”
何家裕说。
“我在中环码头站到天黑。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座机打的。是你爸。”
油灯的火焰在他眼睛里跳动。
“他说。家裕,钱你留着。但你要回去,把管子插回去。如果你肯回去,从今以后你欠我的账一笔勾销。如果你不回去,我保证你会在牢里过完这辈子。”
“所以你回去了。”
“回去了。”
何家裕的声音越来越低。
“回到病房的时候,罗启正已经被抢救回来了。管子重新插上了,心电监护仪稳定在六十到七十之间。护士们围着他,没人注意到我。”
“我站在角落里看了他很久。他的手没有再动。我也不知道之前看到的那一下,是不是我的幻觉。”
“但我知道一件事。”
他看着我。
“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
窗外传来钟声。
沉闷的,一声接一声。不是庙里的钟,是远处什么教堂的。氹仔这地方就这样,一边是佛寺,一边是教堂,中间隔着赌场。
何家裕把念珠拿起来,一颗一颗地拨。
“后来呢?”
我问。
“后来我在我爸的律师楼又干了三年。考了执业牌照,接过几十个案子。但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梦里我站在养和医院的ICU病房里,手里捏着一根橡胶管。罗启正睁着眼睛看着我,问我。你为什么要杀我?”
他把念珠放下。
“三年后我把二十万连本带利还给沈砚山。三十八万,一分不少。然后辞职,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