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被贩运者,一律释放。
那些被锁在底舱、被当作“活货物”的人,法庭当众宣布:自今日起,你们,是自由之身,再不是任何人的财产!
官府逐一为他们登记名籍、出具自由的凭信;愿意返乡的,由大夏设法、出资,帮助他们与家乡取得联络、自愿遣返;无家可归、或愿意留下的,则在摩卡、亚丁等地,分给生计、安排活路,做工、务农、经商,各随其便,从此,堂堂正正做人。
宣判一落,军士当众抬来大筐,把从船上和人贩处缴回的卖身契、债券,一把火投进铜盆,火苗腾起,纸灰飞扬,那些把人钉成“货物”的字据,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为灰烬。
有个被掳走三年、辗转被卖过两回的壮汉,盯着那盆火,忽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哭罢站起身,抹了把脸,向法官重重磕了三个头,说这条命往后就是大夏的,港口修堤、船队搬货,干什么都愿意。
文吏在一旁支起长案,愿返乡的逐一登明故里,官府许诺安排顺路商船与商队捎带;愿留下的,按所长分派活计、立下工契,工钱与本地雇工一般无二,绝不因其出身而轻贱。
宣判之时,整个广场,先是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声浪。
那些重获自由的人,再也抑制不住,跪倒一片,朝着高台,朝着大夏的旗帜,泣不成声地叩首、致谢。
台下,无数被压迫了千百年、见惯了“强者把弱者当牲口”的底层人,也跟着红了眼眶——他们第一次看见,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力量,非但不奴役他们,反而为他们这些最卑微的人,主持公道、讨还尊严。
尤为难得、也尤为高明的是,整场公审,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辱骂任何信仰、攻讦任何族类的言语。
卢象升反复强调:大夏审判的,不是哪一族、哪一教的人,而是“把人当成货物买卖”这桩反人性的罪行本身;无论你是何族属、何信仰,只要犯下此罪,便要受罚;只要你是受害者,大夏便为你做主。
这份就事论事、不蔓不枝的克制,让大夏牢牢地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也让那些想借机煽动“教派对立、族类仇恨”的势力,无隙可乘。
公审结束,余波,却如巨石投湖,在整条红海商路,激荡开来。
那些世代被压迫、被掳掠的底层民众、弱小部族,对大夏,感念至深,“大夏禁奴、大夏护民”的口碑,不胫而走,许多人,把大夏视作真正的解救者与保护者,主动归附、主动提供消息者,日甚一日。
那些本分经商、靠正经买卖为生的商人,更是拍手称快——奴隶贸易,本就裹挟着掳掠与暴力,搅得海路不宁、正经生意难做,大夏禁绝此恶、厘清秩序,护的,正是他们这些良商的太平财路。
当然,也有人,对这场公审,恨之入骨。
那些靠着贩奴,赚取血腥暴利的势力——失了凭照财路的奥斯曼贪官、断了生意的奴隶商人、没了销路和勾当的葡萄牙余党,自然把大夏,视作了眼中钉、肉中刺,暗中咬牙切齿、图谋报复。
但他们的恨意,恰恰反衬出,这一刀,正正砍在了罪恶的七寸上。
公审之后,卢象升顺势颁下红海禁奴的规矩:凡挂大夏商路牌、走大夏护航海域的船只,一律严禁贩运人口,过往盘验,一旦查出,船货充公、人犯重办;港口设专门的收留与安置之所,凡被解救者皆有去处。
各族良商非但不嫌管束严苛,反倒纷纷拥护——奴隶贩子横行时,正经商船常被冒名连累、沿海村落也因掳掠而凋敝,如今海路清明,人心安定,生意反倒更好做。
有几个曾经也偷偷夹带过“黑口”的船主,吓得主动到官府自首、具结永不再犯。
禁奴令顺着驼队与商船,一路传到红海两岸,多少在铁蹄下苦熬的人,第一次听见了“人不是货”这四个字。
经摩卡一役,“禁奴、护商、讲证据”,成了大夏红海秩序,一面最鲜明、也最得人心的旗帜。
它向整个红海世界,庄严宣告:大夏带来的新秩序,不仅有坚船利炮,更有文明的底线与道义的担当。
武力,能夺下港口;而唯有这样的道义,才能真正征服人心、立住长久的秩序。
就在南路以一场光明磊落的公审,在红海上立起道义大旗的同时,遥远苦寒的北方,赵二虎在沼地周边的高地上,已经静静蛰伏、等候了太久。
终于,斥候飞马来报:那支从西方远道而来、东援托博尔斯克的沙俄大军,果然如他所料,沿着预设的方向,一步步、一头,钻进了这片早已为他们精心准备、只等收口的河口沼地之中。
赵二虎等候多日的这场决战,终于,要在这片泥泞湿原之上,正式拉开它的血色序幕、在万众瞩目之下轰然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