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第一炮的余波,在亚丁发酵得比卢象升预想的还要快。
那三艘奥斯曼战舰灰溜溜退走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半日之内便传遍了亚丁的码头、商馆和街巷。
亚丁的地方头面人物们,本就在奥斯曼、也门豪强和东方舰队之间骑墙观望,如今亲眼见证了奥斯曼人的战舰如何在东方巨舰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掉头就跑,心里那杆秤,登时就定了。
他们连夜聚在一处,关起门来,把利害掰扯得明明白白。
一方面,奥斯曼远在天边,驻军既弱又横征暴敛,根本护不住亚丁,真出了事,只会把他们推出去当挡箭牌;另一方面,大夏舰队实力深不可测,却又行事克制、讲究规矩,尤其是这些日子,他们看得分明——东方人不滥杀、不劫掠,买卖公道,还口口声声要护航商路、平靖海面。
跟着这样的新主子,商路能通、港口能安、生意能做,何乐而不为?
盘算清楚,亚丁的地方势力,很快便派出了正式的代表,登上南路旗舰,向卢象升表达了交港合作的诚意。
谈判进行得务实而顺畅。
亚丁代表起初也存着试探和讨价还价的心思,先诉了一大通港口穷苦、奥斯曼盘剥沉重的苦,又小心翼翼地问,大夏要的税会不会比奥斯曼更重、驻军会不会扰民、信众的礼拜会不会受干涉。
卢象升也不绕弯子,让文吏把拟定的税则一条条摊开给他们看:过往商船只收一笔简明的港税和商税,再无奥斯曼时代那种报关钱、靠岸钱、节敬钱等名目繁多的苛捐;他又指着条文,把“不驻大军、不夺民产、不犯教务”三条,一字一句讲得清清楚楚,甚至允许他们把这三条也写进约定。
代表们将信将疑,专门问了一句:“若有大夏兵丁冒犯了本地信众,又当如何?”
卢象升答得斩钉截铁:“军法处置,与在中原犯法同罪,绝不偏护。”
话说到这个份上,代表们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连原先准备好的一堆讨价还价的话,也咽了回去。
卢象升并没有提出那种亡国灭种式的苛刻条件,而是拿出了一套经过深思熟虑、兼顾双方的合作框架。
其核心,是大夏在亚丁设立一座“红海东口补给站”。
这座补给站,将为往来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的各国商船,提供淡水补给、船只维修、避风锚泊和武装护航,把亚丁,变成这条黄金航道上一个安全、可靠的枢纽。
作为交换,亚丁开放港口、锚地和淡水设施,接受大夏统一的税则与港务管理,过往商船在此停泊、交易,按公平、低廉的税率纳税。
而对于亚丁地方最在意、也最敏感的两件事——内部治理与信仰习俗,卢象升表现出了充分的尊重。
他明确承诺:大夏只接管港口、航道、税赋和防务这些“对外”的事务,亚丁城内的民间纠纷、宗族事务、宗教活动与习俗,仍由地方按自己的传统和长老治理,大夏绝不插手;大夏不在亚丁驻扎大军、不建凌驾于地方之上的军政府,更不干涉、不冒犯当地人的信仰与教务。
这套“你管你的街巷与祠堂,我管我的港口与航道”的安排,大大打消了地方势力的顾虑。
他们最怕的,便是外来者推翻一切、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如今大夏只要港口与航道之利,却给他们留足了体面、自治和信仰的空间,这远比奥斯曼人的盘剥,要宽厚、开明得多。
谈判很快达成,双方立下约定,亚丁,正式向大夏敞开了大门。
接管港口,卢象升依旧搬出了那套行之有效的老规矩——先清点、后立新,绝不糊涂接手。
他派来的文吏,首先把港口旧有的各类文牍、记录,一一封存、清点核查:港口原有多少税项、税率几何,哪些是正税、哪些是官吏层层加码的苛捐,锚地有多少、能泊多大的船,淡水井有几口、出水量如何,旧有的仓储、码头、船坞都是什么情形……统统摸清楚、理明白。
这一步,既是为了厘清家底、避免有人趁交接之际浑水摸鱼,也是为了革除旧弊——那些盘剥商人的苛捐杂税,查清之后,该废的废、该并的并,代之以简明、公道的新税则。
旧底摸清,新章才立。
卢象升随即派出三支队伍,进驻亚丁,有条不紊地把补给站建了起来。
一支是文吏与港务人员,负责制定新的港务章程、税则和商船停泊、交易的规矩,设立统一的办税与护航凭证,让各国商船到此,一目了然、安心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