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我考了四回乡试。第四回中了第六名。按说该高兴。可放榜那天,我在榜前站了很久。旁边人喊我,听不见。我在想一件事——如果这回没中,我第五回还来不来。想来。为什么。因为没别的路。除了考,就是教。教蒙学,教一辈子,教出徒弟,徒弟再考。考中了,做官。做不中,再教。这条路,窄。窄到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过。”
“那你想找一条宽路。”
“想。可我自己找不着。王爷在西边修路。这条路,比科举宽。可我来之前,心里没底。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儿。”
“那你现在知道了么。”
“没有。刚到。”
李晨站起来。走到陈守拙面前。
“你呢。”
陈守拙把骡子缰绳在手指上绕了一圈。
“王爷。我写的那篇策论,苏太傅说我有局。其实我不是有局。我是怕。”
“怕什么。”
“怕大炎穷。我算过一笔账。大炎一年税银,入不敷出。北边养兵,南边养官,京城养宗室。三样吃掉七成。剩下三成,修路不够,赈灾不够,办学不够。唐元纸币发得越多,银库越空。撒马尔罕的商队不来,波斯的货进不来,泉州港的船出海,带出去的是银子,带回来的是香料。银子出去,香料进来。香料不能吃。不能打仗。不能修路。我算完这笔账,睡不着。所以我在卷子上写——此非唐王不得不建,乃大炎不得不建。建了城,商路通了,银子才能回来。回来,才有活路。”
“所以你从政,是为了算账。”
“为了把账算平。算平了,大炎才不倒。”
李晨走到方仲伯面前。方仲伯没等问,自己开口。
“王爷。我没中。考了九回,没中。按说,我没资格谈从政。可我想说一句。”
“说。”
“从前读书,是为了考官。考官考什么,我读什么。考官要诗,我作诗。要策,我做策。做完了,考官不取。不取,我就骂考官瞎。骂完了,明年再考。考到第九回,不考了。不是不想考。是考不动了。”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
“我来找那棵树。”
“什么树。”
“老张头说书,讲孙悟空过河。他看见对岸有棵树,就冲那棵树游。我没看见树。我来找。找到了,就留下。找不到,再走。”
李晨看着方仲伯。看了几息。然后转身,走到井台边。拿起那只空碗。搁在井沿上。
“你们四个人,四种说法。吴敬斋说,活着为做一件对的事。周砚说,想找一条宽路。陈守拙说,想把账算平。方仲伯说,想找一棵树。这四样,都对。可都不够。”
“王爷说,什么够。”周砚问。
“你们说的,都是自己。自己做对的事。自己找宽的路。自己把账算平。自己找那棵树。从政,光想着自己,不行。”
“那想什么。”
“想别人。”
李晨走到井台东边,指着那个白胡子老头。
“这位老人家,姓什么,你们知道么。”
四个人摇头。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每天坐在井台东边第三块石头上。早上来,晚上回。下雨天也来。来了就坐着。看人打水,看人砌墙,看人架电线。他坐了一个月。昨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唐王,你这城,能活。”
“为什么能活。”周砚问。
“因为我不赶他走。他坐在这儿,不干活,不出钱,不出力。换了别处,早赶走了。可我没赶。为什么。因为他是石头城的人。石头城的人,有权利坐在自己的井台边。看自己的城,一点一点起来。他坐在这儿,就是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