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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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见供应商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有些散。那个国内的供应商是个中年男人，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语速很快，讲起设备参数来滔滔不绝，但重要的几个技术指标总是含糊地带过去。我让他把关键技术参数单独列出来，他木了一瞬，从包里掏出一本册子，翻了半天才翻到。

林袖致坐在旁边，偶尔在平板上记两笔，始终没有插话。等那几个人走了，她把门关上，走回来坐在我对面。

“季总，”她说，“刚才那个报价比德国那家低了四成，但他们的设备年限和损耗率都有问题，后续的维护成本会很高。”

“我知道，”我说，“先晾着。”

她点点头，又翻开平板看了一眼：“还有一件事。大公子那边，今早有人往董事会几位独立董事的办公室送了一份材料，内容是关于重工西迁的财务风险评估，落款是匿名的。几位董事的秘书都打了电话来问，说这份材料有没有经过咱们这边审核。”

“没有。”我说，“让公司法务部出一份正式声明，澄清该材料与公司无关，但同时，也确认一下几位董事的态度。”

“您怀疑是大公子的人……”

“他不会的，”我说，“他现在没功夫。”

从沈阳回北京那天是六月二十一号，夏至。机场外面热浪滚滚，柏油路面蒸腾着肉眼可见的波纹，车子从机场高速下来的时候，我摇下一点车窗，风灌进来，热烘烘的，闷得人难受。

林袖致没跟着回来，她留在沈阳处理工会买断方案的后续。我一个人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边缘。北京的六月已经很热了，路边的槐树结了满树的花穗，细细碎碎的米黄色。树下有人骑着共享单车过去，车筐里放着一把蔫了的青菜和一兜西红柿。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看了一眼，是周叔发来的消息，短短一行字：“少爷今日尚好。”

车窗外的风景一帧帧地往后退。我靠着座椅，闭了一会儿眼，又睁开。手机屏幕还亮着，那行字还在上面，我看了几秒钟，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座椅上。

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过了晚饭的点儿。家里冰箱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盒牛奶和一袋切片面包。我把牛奶倒进杯子里，微波炉转了三十秒，端着杯子在沙发上坐下来，吃一口噎面包，再喝一口牛奶顺顺。

刚想去厨房冲一下水杯，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郑家杨。

他在电话那头说，“季总，我这边有个朋友，手里有一批闲置的钢结构件，品质很好，价格也合适，您那边新厂区的建设要不要看看？”

“郑总费心了，”我说，“我这边已经订了，签了三年的框架合同。”

“哦？”他的声音有一瞬间的停顿，但很快就接上了，“那也是，以季总的风格，提前锁货是正常的。那算了，当我没提。”

“郑总，”我说，“你那位朋友，是姓裴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郑家杨笑了：“季总，您现在警惕性高得很。姓不姓裴不重要，东西好就行，对吧？”

“对，”我说，“但我不需要。”

至此，我才终于明白郑家杨真正的主人是裴自雪。

火车是早上九点多到的甘谷，从兰州过来走了将近三个小时。一路上隧道连着隧道，窗外明暗交替，一会儿黑下去，一会儿又亮起来，车厢里的人在这明灭里打盹，发呆，吃泡面。我靠着窗，看山从车窗外面掠过去，一座连着一座，有的陡峭，有的平缓，坡上种着梯田，一层一层地叠上去，麦子已经黄了，快要收割了。

甘谷站还是老样子。月台短，下了车走几步就是出站口，站房刷了新漆，白底红字，比从前规整些。出站口外面那条路拓宽了，铺了柏油，路两边立了路灯，杆子是新式不锈钢的，底下种着矮矮的冬青。从前这里是一条土路，雨雪天泥泞得走不了人，晴天的时候灰大，走一趟回来鞋面上能扑一层黄。

我在出站口站了一会儿。八月末的天还热得很。人已经走散了，接站的，拉客的，骑摩托的，各自忙各自的去了。车站前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拎着个小行李箱，站在台阶上，面对这条陌生的路，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小临村在县城的北边，从前从县城过去要走很远。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姥姥来赶集，天不亮就出门，走一个多钟头才能到。路是土路，弯弯绕绕的，沿着一条干涸的河沟走，到了雨季沟里才有点水。现在面前这些路横平竖直的，路灯，路牌，门面房，都和别处的小县城没什么两样。

思来想去，我决定沿着大路往前走，走了一小段，看到一个公交站牌，上面写着北线，途经赵家坪，刘家湾，小临村。于是，我在站牌底下等车，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来了一辆白色中巴。车身上印着饮料广告，车上没几个人，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了，窗外的景致慢慢地从镇子变成了田野。

路像是新修的水泥地，平坦得很，没有颠簸。田里的麦子金灿灿的，有的地块已经割过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麦秆，在地里扎着，路边种了杨树，笔直地排过去。我认不出这是哪一段路了，从前那条土路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剩了。

车停在一个岔路口，司机回头喊了一声：“小临村到了。”

我下了车，站在路口。面前是一个斜坡，坡上错落着房子，红的瓦，白的墙，有的两层有的三层，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一条水泥路从坡底通上去，路边停着几辆车，面包车，小货车，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我沿着坡往上走，远远听到有人说话，声音传过来，说的是本地话，许是离家太久，即便听着熟悉，可大概意思却说不上来。走到坡顶的时候，迎面跑来几个小孩，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跑得满头汗，脸上沾着泥印子。看见我，他们一下子停住了，站成一排，歪着头打量我。

我也停下。他们穿得干净整齐，鞋子是运动鞋，有的还带着荧光条，跟我小时候光着脚满村跑的样子不一样了。

我蹲下去，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巧克力，递过去。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先伸手。那个最小的孩子咬着手指头，眼睛盯着巧克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是哪里的……”

“我是路过的，”我说，“给你们吃的。”

最大的那个男孩子犹豫了一下，伸手接了一块，其他孩子这才跟着伸手，一人一块，拿了就往嘴里送，看来家长们还是没把安全教育做到位。最小的那个吃得慢，舔着舔着舔到了手上，满手都是巧克力印子。

“你们是谁家的？”我问。

“国庆家的！”最小的那个含着巧克力说，“他是我爸爸。”

我想了想，又问：“哪个国庆？”

“麻子国庆！”那个大点的孩子抢着说，伸出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他脸上有麻子。”

我想起来了。国庆比我大两岁还是三岁，从小脸上一颗一颗的麻子，村里人都叫他麻子国庆。他家里穷，爹死得早，他娘带着他和弟弟过日子，他念到二年级就不念了，去给人做学徒。我小时候很羡慕他，他有名字，叫安国庆。我没有，村里人都叫我娃子，季娃子，没人给我起一个正经的大名。

“你爸爸在哪儿？”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