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海,今年十八岁,身高一米七,长得还行。至于成绩,也还行,在别人眼里勉强算个优等生吧。
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我记得是6月8号,当其他同学还在教室里撕书狂欢、商量着去哪儿毕业旅行时,我已经独自回到了家,把早就收拾好的两个行李箱拎出了门,从家里搬了出来。用之前攒下的零花钱和暑期打工的工资,在我即将去往的大学附近的老旧居民楼里租了个顶层单间。
屋子算上阳台大约有38平米,不算小,塞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后,除去厕所也有很大一块地,对我来说足够了,租金便宜,大小合适,周围也很安静。除了没空调以及房子在六楼以外,哈哈,我已经很满足了,毕竟这是只属于我的地盘。
其实我家里条件不算差,父亲是银行高管,母亲是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都还算比较体面的工作。搬出来之后,我妈背着我爸往我卡里打过几次钱,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每次收到微信提醒,我都会在几分钟内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看到这,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好好的钱不要,装什么清高。
可我的心里就是憋着一口气,不想要他们的钱,小时候和之前的高中生活那是迫不得已,如今我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我自然会履行我小时候自己的承诺,我已经不需要他们的钱了,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我看了看手机,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出租房实在是太热了,相比较待在闷热的屋子里,我更愿意待在便利店里。没办法呀,没有空调是硬伤。
选择了独立就要承受独立的代价。
我站在便利店的冷柜前,把刚拆箱的酸奶一盒盒往里塞。店里的中央空调开得很足,冷风直往领口里灌,不得不说,确实比出租屋舒服多了。
这个点已经算比较晚了,可能是因为外面太热了吧,来到便利店的客人不多,只有一个穿附近高中校服的女生在货架前挑泡面和一对在靠窗的高脚凳上坐着吃关东煮的母子。
小孩大概四五岁,肉嘟嘟的,现在正抓着妈妈的袖子,想要把小脸贴在女人的手背上,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女人没嫌烦,一边帮他把纸碗里的白萝卜吹凉,一边低声应着,眼神温温柔柔的。小孩说着说着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一头往她怀里扎。女人就顺势搂住他,把下巴轻轻地搁在他发旋上,慢悠悠地晃了晃。
看到着温馨的场景,我愣了愣,正在放酸奶盒的手也停了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喉咙莫名其妙有点发紧。
我整理了一下心情,把酸奶往冷柜里排好,抱着空纸箱转身去整理门口的促销架,今晚的活还很多,可容不得我懈怠。可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的余光还是不自觉地飘向了那对母子。那小孩已经吃饱了,被妈妈一下一下摸着后脑勺,舒服得像一只小猫一样,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女人的手指插进他软乎乎的头发里,慢慢地梳着,轻轻地哼唱着儿歌。
很久以前,也有人这么摸过我。
我妈叫苏曼曼,现在已经37岁了,在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这么摸我的头发。
在我的印象中妈妈的个子很高,应该有一米八了,在我们那个城市里走在街上比绝大多数男人都要高。妈妈是标准的直角肩却不显宽,但是因为个子高,给人的感觉有一种修长、舒展的视觉张力。妈妈的身材很好,胸前的巨乳硕大而肥嫩,却又因为早年的军旅生活而不失挺翘,要肉有肉,要力有力,平时哪怕套着宽松的纯棉家居服,也藏不住那份沉甸甸的弧度。顺着视线往下,是常年因为瑜伽保持得很好的小蛮腰与又圆又翘的肥臀,平时在家里慢慢走动时,衣摆下也会带起一阵轻微但熟透了的肉感起伏。过年回老家时,那些亲戚阿姨总夸妈妈的身材是很适合生养的。
同时,妈妈的五官也很柔和,眉眼生得较淡,像水墨画里扫出来的一样,只是眼尾天然地微微往上挑了一点,不笑的时候显得有些清冷,可一旦笑起来,眼角浮起两道极浅的细纹,给人的感觉瞬间就柔和了下来,透出一股说不出的温柔与妩媚。她的鼻梁秀挺,鼻尖有一点小巧的弧度;嘴唇略厚,是那种很饱满的唇形,哪怕常年不涂口红,也总是透着一层天然的、水润的浅粉。大概是常年待在室内的缘故,她养出了一身极细腻的冷白皮,不像上好的羊脂玉,在灯光下隐隐泛着柔和的光泽。
妈妈平时从不刻意打扮,可那副极具冲击力的丰腴的熟透了的身段摆在那里,本身就像一种无声的美丽。
妈妈的脾气是典型的外柔内韧。在我的记忆里,她极少跟人红脸,跟我说话永远是慢条斯理、带着点哄小孩的软糯腔调。真要是惹她生了气,她也不骂人,只是把那双微厚润泽的嘴唇轻轻抿紧,然后嘟紧,安安静静地看着你。那双微挑的眼睛里明明一点火气都没有,却比父亲的咆哮更让我心里发慌。家里的大小琐事几乎全靠她一个人撑着,从我每个季节换洗衣服的尺码,到父亲挑剔的口味,她都能很好地照顾好我们父子俩。
至于她的手,更是又白又软,十指纤长。小时候我一发烧就整宿睡不着,她就守在床沿,用手指当梳子,一下一下顺着我的头发。摸我之前,她总习惯先把掌心贴在自己温热细腻的颈窝里暖一会儿,确定手不凉了,才肯落在我额头上,弯下腰,贴着我耳朵轻声哄:“小海乖,睡一觉就不烧了。”
那时候我看着她近在咫尺的、白得发光的侧脸,闻着她身上淡淡的奶皂香,觉得天底下最安全、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我妈的怀里。
现在再回想起来,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而令人怀念的,或许是太久远的记忆了,就好像浴室里的毛玻璃一样,朦朦胧胧的,但洗澡时热水蒸发的热气却一点也透不过来。
“滴——”
收银台的扫码声响了一下,把我拉回神。挑泡面的女生结完账走了。靠窗的小孩也已经开始犯困,小脑袋一点一点地,像小鸡啄米一样。女人只是低头看着孩子的睡脸,嘴角带着点浅浅的笑。
我收回视线,蹲下身去拆另一箱矿泉水。
胸口像是被堵住了一样,又酸又胀的,好像吃了一个湿毛巾一样,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手上的动作还在继续,脑子却不受控制地往回倒。倒回一个把一切的美好温馨都劈成两半的,我的九岁生日。
陈建国比苏曼曼整整大了十一岁,那年已经三十八了,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机关没几年,浑身上下还带着一股说一不二的铁血作风。在家里,他不像个丈夫或父亲,倒更像个随时在检阅部队的严厉长官。
那几年,由于父亲工作上的频繁调动,加上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看到的父亲都是板着脸的,他对我的严厉管教像是一根根无形的绳索,勒得年幼的我喘不过气。
食不言,寝不语。吃饭时背脊必须挺直,筷子不能碰出半点声响;坐着的姿态、字体的规整,做作业不能东张西望,甚至是期末成绩单上哪怕退步了一个名次,都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他黑着脸训斥我的导火索。
而每当那个时候,苏曼曼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她会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带着满脸的心疼与急切,慌乱地把年幼的我挡在身后。她会柔声打断父亲的话,轻声细语地替我辩解:“他还是个孩子,你这么凶干什么……”有时急了,她自己也会红了眼眶。
年幼的我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要对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