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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第一次谋（第1页）

沈知闲第二天一早就后悔自己昨日下午那句“把前几年的也拿来”说得太顺口，因为郑管事显然把这句话当成了正式要求，不仅把东边三处庄子近四年的收成记录找了出来，连田亩、租粮、庄头姓名和几份受灾报损都一并送到了账房，厚厚一摞摆在她面前时，她第一反应甚至不是查哪里有问题，而是认真思考自己为什么每次都能如此自然地给未来的自己增加工作量。

青禾在旁边看她盯着那摞纸半天不动，忍不住问：“怎么了？”

“在反思。”

“反思什么？”

“话不能说太满。”

“你昨日说什么了？”

“说最好把前几年的都拿来。”

青禾看了一眼桌上堆得整整齐齐的账纸，没忍住笑：“那不是正好？”

“对事情正好，对我不好。”

话虽如此，沈知闲还是认命地坐了下来。她已经答应看，而且问题摆在那里，与其拖到最后被人反复问，不如趁资料齐全一次弄清楚，这也是她上辈子少数始终保持得很好的工作习惯——能在第一轮把情况摸透，就不要等到汇报时被领导问一句“往年呢”，再回去重新翻第二遍。

三处庄子分别在武家东面的石桥、柳溪和上湾，其中石桥与柳溪相距不过十余里，田亩数量接近，主要都种粟麦，上湾稍远，土质也差一些。单看今年的数据，柳溪庄每亩收粮明显低于石桥，庄头报的原因是入夏以后雨少，可真正把四年的数字排开以后，问题便开始变得有意思。

柳溪庄不是今年第一次少。

前三年，它的亩产都比石桥低，只是差距没有今年这么大，而它每年报上来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前年说虫害，去年说一处水渠损坏，今年又变成雨少，单独看任何一个理由都说得过去，可连续几年总能找到一个理由，就多少显得有些奇怪。

沈知闲把几张纸并排铺好，又去看田亩变化。柳溪庄登记的田亩四年里几乎没变，交上来的租粮却一年比一年少，最奇怪的是，它报损失的时候很详细，哪块田受了虫、哪条渠坏过、哪一片晚种都有记载，可这些损失最后如何处置、有没有减租、实际收了多少，却写得模糊。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记录方式。

过程写得越细，结果写得越虚。

如果只看纸面，甚至会产生一种“他们已经解释得非常充分”的错觉。

沈知闲上辈子见过不少类似材料，不一定是造假，有时候只是写材料的人下意识知道哪里最需要解释，于是把解释写得比事实本身还完整。可一旦出现这种结构，她通常都会多看一眼。

她把柳溪庄的几份记录单独抽出来，又对照石桥庄和上湾庄的受灾情况，很快发现另一个问题：同一年石桥庄也报过虫害，损失却没有柳溪大；去年柳溪说水渠损坏，可修渠所用的钱粮并没有在武家总账里单列出来；今年所谓雨少则更加奇怪，因为相隔十余里的石桥庄虽然也比往年减产，却远没有柳溪庄报得那么严重。

青禾在旁边帮她找纸，见她不断把不同年份的账页放到一起，忍不住问：“你是觉得庄头偷了粮？”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那这些不是都对不上？”

“对不上只能说明需要继续问，不能直接说明是谁拿了。”

沈知闲拿笔在纸上记下几个名字。柳溪庄的庄头叫周贵，已经在那边做了七年，近三年负责收粮的却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内弟孙福；此外，武家每年派去验收的人也不固定，但其中两年恰好都是赵成的人。

事情到这里开始有点味道了。

如果只是庄头一个人做手脚，他需要瞒过收租、运粮和府里验收几个环节；如果这些环节里有人长期配合，那就不是简单的少报几石粮，而是已经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利益链。可现在证据仍然不够，账面最多只能证明柳溪庄长期异常，至于粮究竟去了哪里、谁知道、谁参与，一项都不能直接下结论。

她正想着，武照已经从外面进来。

“看出什么了？”

沈知闲抬头：“您怎么来账房了？”

“等不及。”

“昨天才拿来。”

“所以我等了一夜。”

沈知闲看了她一会儿：“您这个耐心以后可能会比较辛苦。”

“别管我，先说。”

武照直接在她旁边坐下，沈知闲便把三处庄子四年的数字简单讲了一遍，又把柳溪庄几次报损的位置指出来。她刻意没有先说自己的判断，只把确定的事实摆出来：亩数没变，租粮逐年下降；每年都有不同损失理由；报损写得很细，实际收粮模糊；两次验收和赵成的人有关；今年所谓雨少与邻近庄子表现不一致。

武照听完以后没有马上看数字，反而问：“周贵是谁的人？”

沈知闲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