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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赵国公（第1页）

我名长孙无忌，字辅机，终太宗一朝，先受封齐国公，贞观十一年改封赵国公，食实封一千三百户，官至司徒、太子太师，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我的先祖本为北魏拓跋氏，后来更改姓氏为长孙，世代居于河南洛阳。父亲长孙晟在隋朝官拜右骁卫将军，素有远略，周旋于突厥各部之间，为隋廷安定北疆立下许多功劳。父亲早早离世，我与幼妹失去庇护，遭继母排挤，无处容身。幸得舅父高士廉伸出援手，将我们二人接到府中养育。高士廉饱读典籍，行事持重，于乱世之中恪守士人的操守。在他的教导之下，我遍览经史，习得处事的分寸，知晓时局的起伏变化。少年时日，我便结识了李世民。高士廉看清他胸襟不凡，于是将我的妹妹长孙氏许配给他，自此我和李世民既是知交挚友，又结下姻亲羁绊，这份牵绊贯穿了往后数十年风雨。

隋末天下动荡，烽烟四起，各处义军接连起事。大业十三年，李渊父子于太原举起义旗，挥师南下渡过黄河。我听闻义兵抵达长春宫，便起身前去拜谒，从此投身李唐麾下，被授渭北道行军典签，掌管文书琐事，正式追随秦王李世民四处征战。那些年四方征伐，我并不以上阵搏杀见长，更多的时候是随秦王于帐下参赞谋划，记录军情，梳理各方呈报上来的文书。击败薛仁杲，击溃刘武周，鏖战王世充、窦建德，一场场战事徐徐铺开。我没有尉迟敬德那般披坚执锐的勇武，却能够沉下心来梳理利弊，将纷繁杂乱的讯息整理清楚，供秦王定夺。一路军功累积，我升迁为比部郎中，受封上党县公。

武德年间，朝堂暗流涌动。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裂痕一日深过一日。天下平定之后，储位之争再也无法遮掩。东宫与齐王府不断对秦王施以排挤，谗言时常传入高祖耳中。秦王府的属官陆续遭到外放，房玄龄、杜如晦都被调离秦府，幕僚渐渐离散。局势步步收紧，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束手听任灾祸降临，要么主动破局。人心惶惶之时，我始终坚定地站在秦王身侧，反复向他剖析当下的危局。若是迟疑退让，不仅秦王府一众僚属性命难保，连年征战换来的安稳也会再度倾覆。我暗中联络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私下商议对策，悄悄召回房玄龄与杜如晦，共同筹谋变局。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便是后世所称的玄武门之变。我随同九名心腹将士，埋伏于玄武门之内。事变爆发，刀兵相见，李建成、李元吉身死宫阙。宫内厮杀声震荡殿宇，长安城陷入短暂的慌乱。风波初定，我即刻着手处置余下诸事，劝秦王不要大肆株连，只诛首恶，宽宥东宫、齐王府其余僚属，以此稳住朝野人心，避免更大的祸乱爆发。事变落幕之后，李渊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我受任太子左庶子。等到太宗正式登临帝位，擢升我为左武侯大将军，掌部分禁军。

贞观元年，朝廷论定佐命之功，我位列第一，晋封齐国公，食实封一千三百户，随后迁吏部尚书，不久又拜尚书右仆射，身居宰相之位。我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后的兄长，太宗待我格外亲厚，时常准许我出入内室，闲时共论国事。荣宠太过，便容易招来猜忌。很快便有人秘密上书，警示帝王不可过分倚重外戚。我的妹妹长孙皇后也屡次劝谏我，要懂得收敛权柄，不可身居高位不知退让。我心中清楚，外戚掌相权，历来容易招致非议，于君于己皆是隐患。我再三上表，恳切辞掉尚书右仆射的职务。太宗起初不肯应允，我反复陈情，言语恳切，最终他应允了我的请求，解除了我的宰相实职，授我开府仪同三司，保留尊贵地位，却不再执掌日常政务。

免去相位之后，我并未被朝堂疏远。太宗遇有重大抉择，依旧会召我入宫商议。颉利可汗与大唐订立盟约之后，突厥内部生乱，朝中武将纷纷建言趁乱出兵讨伐。太宗犹豫不决，问询大臣的意见。萧瑀主张借机征伐，收取北疆土地。我提出不同的看法，两国刚刚缔结盟约，无故兴兵便是失信于域外之人。眼下中原历经多年战乱，应当休养生息，静待时局变化，不可肆意开启战事。太宗接纳了我的主张，暂且罢兵，休养民力，慢慢积攒国力。

贞观七年，朝廷拜我为司空。我再度推辞，言说自己并无赫赫战功，不敢居三公之位。太宗没有准许我的辞呈，他写下一篇《威凤赋》赠予我，追忆一同走过的艰难岁月，诉说彼此相伴创业的心意。读到赋文之时，往日奔波沙场、周旋风波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不再执意推却，接受了司空的职位。贞观十一年，太宗打算推行世袭刺史制度，将开国功臣分派到各州，子孙世代承袭州牧之位。我受封赵州刺史，爵位改赵国公。我呈上奏疏表明心中所思，天下刚刚安定，若是让勋贵世代割据一方，时日长久，必会埋下分裂的隐患，于江山无益。太宗审视我的谏言，又细细考量群臣的意见，搁置了世袭刺史的谋划。

贞观十七年，太宗下诏绘制二十四位功臣画像悬挂于凌烟阁，我的画像位列第一。同年，储位风波再起。太子李承乾行事乖张，暗中图谋作乱，事情败露之后被废黜。魏王李泰有心谋求储君之位，处处显露心机。太宗内心徘徊不定，召集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几人商议新太子人选。我主张立晋王李治为储君。李治性情仁厚，心性平和，若由他继承大统，不会对宗室、老臣大肆清算，朝堂可以维持安稳。几番思量之后，太宗定下主意，立李治为皇太子。我授命兼任太子太师，留在东宫教导储君，协助打理东宫诸事。此后数年，我尽心训导李治，为他讲解为政之道，举荐品行端正的官员辅佐太子。

朝堂之上，我还有一桩耗费诸多心力的要务，便是修订律令。自武德年间草草颁布律法之后，诸多条文粗疏，不合时宜。我奉太宗诏令，带领一众学士梳理旧律，斟酌增减法条，考量刑罚轻重，兼顾情理与法度，慢慢打磨出《唐律疏议》的雏形。废除过于严苛的连坐条文，区分罪行轻重，宽缓不必要的重刑。律法的修整，为贞观一朝的治理提供了准则，也为往后大唐的法度打下根基。

世人大多看见我身居高位，蒙受君主信任，却少有人知晓我步步谨小慎微。我时常提醒自己，外戚身份是殊荣，亦是枷锁。朝堂之中，有人亲近于我，便会有人猜忌我倚仗身份揽权。行事之时，但凡涉及私恩请托，我一律回绝，不因私谊干预官吏的任免。可即便处处自持，流言依旧不会断绝。太宗偶尔也会听闻一些闲言碎语，他却始终明白我的本心。君臣相伴多年，彼此早已知根知底。闲暇之时，我们闲谈少年往事，议论天下州县民情，没有君臣之间生硬的隔阂。

岁月缓缓推移，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的身体日渐衰弱。病重之际，他将我与李勣召至病床之前，托付身后之事。太宗叮嘱我尽心辅佐新君，守住大唐基业。君王离世的消息传遍宫城，朝野震动。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唐高宗。我受封太尉，依旧参掌朝政。太宗逝去之后，我的人生走向了一条我未曾预料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