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线的战局,仿佛踩着同一个鼓点。
就在西路军克复巴士拉外城的同时,日本千年古都——京都,城门洞开。
大坂已失、德川勤王军形同虚设、东海道上,东路军势如破竹。
困在京都的天皇朝廷与公卿们,早已通过先前那份“尊王倒幕”的密诏,与大夏暗通款曲;城中的町人百姓,受够了幕府末年的盘剥与战乱的恐慌,盼着王师早入、早得安宁;而那些被幕府压制了数百年的倒幕势力,更是奔走串联、翘首以盼。
三股力量,汇作一处,京都的和平易主,已是水到渠成。
这一日,在公卿代表、町年寄(町人首领)与倒幕武士的共同接应下,京都的城门,从内部,缓缓打开。
东路军,军容严整、步伐铿锵,列队入城。
没有攻城的喊杀,没有血与火,这座承载了日本数百年风雅与动荡的古都,以一种近乎宁静的方式,迎来了它的新主人。
入城之前,郑成功、满桂,便已把接管京都的每一步,谋划得滴水不漏。
两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满桂,负责的是“武”的一面——控制宫门、城防与武库,确保京都的绝对安定。
这位声如洪钟、粗中有细的猛将,深知京都不同于别处。
这里是天皇御所所在,是日本的“体面”与象征,又是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之地,城破之际,最易生乱:幕府的残余死忠,可能铤而走险、纵火作乱;各怀心思的武士、浪人,可能趁乱寻仇、互相火并;乱兵、地痞,更可能趁火打劫。
任何一桩乱子,都可能毁了大夏“兵不血刃、秋毫无犯”的大局。
是以,满桂的兵马,入城之后,第一时间,便以雷霆而克制的手段,控制了所有要害:天皇御所的宫门,层层布防、严加护卫,既防有人惊扰圣驾、也防有人挟持生事;京都的各处城门、城防要冲,分兵驻守、盘查出入,把整座城的动静,牢牢攥在手里;而幕府囤积刀枪、火药、铠甲的几处武库,更是重中之重,被即刻查封、清点、看守,绝不让一件兵器,流散到乱党手中。
满桂骑着高头大马,亲自巡城。
他下达的军令,严苛到了极点:各部,按划定的防区驻守,无令不得擅自走动、不得擅入民宅、不得惊扰百姓;敢有趁乱劫掠、奸淫、纵火、仇杀者,无论来自哪一路兵马,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在这样铁一般的军纪弹压之下,几桩刚刚冒头的骚乱苗头,被迅速掐灭,整座京都,虽处鼎革之际,却没有发生大的乱兵劫掠与仇杀,秩序,被稳稳地维持住了。
郑成功,则负责那“看不见、却更要命”的一面——死死盯住海运码头、米仓与财税经济的命脉。
多年的海商与征战生涯,让郑成功比谁都清楚:夺一座城,光夺地盘是不够的,真正能让一座城安稳、也能让一座城瞬间崩溃的,是它的经济与粮脉。
古往今来,多少城池,军事上拿下了,却因粮价飞涨、财货被趁乱转移、经济崩溃,而陷入更大的动荡。
他早料到,城破之际,必有三类人,会在经济上做手脚:一类,是幕府的死党,会想趁乱把府库的财货、粮食,秘密转移、甚至纵火焚毁,不给大夏留下分毫;一类,是囤积居奇的奸商,会想借着改朝换代的恐慌,哄抬米价、大发横财,人为制造一场粮荒;还有一类,则是各色投机者,会想趁秩序真空,侵吞财税、中饱私囊。
对此,郑成功布下了天罗地网。
入城的同时,一支支精干的队伍,便在熟悉内情的本地向导带领下,以最快的速度,分头开赴并控制了京都内外的海运码头、几处大粮仓、以及幕府的财税库藏。
码头,封锁盘查,任何转移财货、粮食的船只、车辆,一律暂扣核查;粮仓,加派兵员封存,一粒米,都不许在清点之前,擅自流出;财税重地,文吏进驻,封存所有文牍、清点财货,堵住一切趁乱侵吞的窟窿。
郑成功还提前备下了平抑粮价的后手:大军随军,便带着一批粮米,一旦城中米价有异动,立刻开平价粮点、放量供应,绝不让恐慌与粮荒,在京都蔓延。
正是这份对经济命脉的牢牢掌控,让那些想趁乱兴风作浪的人,无隙可乘,京都的市面与粮价,从入城第一天起,便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武的一面,有满桂弹压;经济的一面,有郑成功掌控。
而真正让京都百姓,从心底里安定下来的,是入城部队,那令人动容的严明军纪与从容军容。
京都的寻常町人百姓,起初,是惶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