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福把脖子一梗,干瘦的脖子上青筋凸起,嗓门猛地拔高了:
“那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政策,我不懂!我就知道,我养了那么多年的牛,种了那么多年的地,到头来住个院,人家都有报销,就我没有!政府这不是不管我吗!”
他伸手“啪”地拍了一下桌面,震得桌上的水杯都跳了起来。
信访局的同志见状赶紧安抚:“周大爷,您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没人说不管您——”
“怎么好好说?你们能替我把钱出了?你们能让我腿治好?”
周大福打断他的话,越说越激动,眼眶也已经泛了红,“我们家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儿子媳妇在外头打工,一年挣不了几个钱。我在家带着孙子,还要弄那几亩地。”
“我腿这一断,地里活干不了,孙子也带不了了,一下子就花了五千块!这五千块对我们这号人家来说,那是救命钱哪!可你们倒好,坐在办公室里,嘴巴一张一合,就说报销不了。你们当然不心疼,花的不是你们的钱!”
会议室的空气变得有些燥热。
几名干部面面相觑,神色中都带着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疲惫。
该讲的政策已经翻来覆去讲了三遍,从医保制度的原理讲到参保的必要性,从发生时间的认定讲到缴费义务与待遇享受之间的对等关系,可这些话落到周大福耳朵里,就像水浇在石头上,一丝一毫都渗不进去。
在老人执的认知里,这整件事就一句话:是政府欠他的。
不管民政局怎么解释,周大福就是不管不顾。
他翻来覆去念叨着同样几句话:政府不管他,别人住院都有报销,就他没有,他活得冤枉,他要讨个说法。
他的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情绪一会儿激动一会儿低落,像一台卡了壳的录音机,不管外界给他什么反应,都沿着同一条轨道反复循环。
孙玉梅也在会议室里。
她坐在周大福斜对面,一直在默默地观察,没有急着打断。作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县长,她知道这种事情的敏感性。
她心里对周大福是同情的,一个60多岁的老人,摔断了腿,花了大几千块钱,治好了病却报不了销,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但与此同时,她也清楚,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开了“不缴费也能报销”的口子,那整个县的医保工作就会陷入被动。
她一边听着双方的对话,一边在脑海中盘算着可能的解决方案。
王成功坐在会议桌的一端,始终没有插话。
他静静地听着周大福的哭诉,听着民政干部的耐心解释,听着信访局同志的协调沟通,偶尔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一口水。从周大福进门的那一刻起,他几乎一直在观察。
他在观察这个老人的情绪起伏,在观察老人眼神中的倔强和委屈,在观察他身边老伴和孙子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