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内心来讲,知道这个消息,我和晓阳一样,也是很寒心的。
对于彭树德来讲,我在任的时候提拔了他。而且除此之外,对方家和彭家,县委也是照顾有加。特别是对彭小友,确确实实是我和晓阳将他推荐到周宁海书记身边工作,成为市委书记的秘书。这个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岗位。
彭树德不说感恩戴德就算了,在这件事情上竟然胡乱攀咬,这是让我很不爽的地方。
我给文静把来龙去脉捋了一遍:五万块钱的事怎么起的头,方云英怎么说的,周书记又怎么安排的。
听完,她习惯性地拢了拢头发,耳垂边的一颗小痣,在白嫩的皮肤里颇为显眼,倒是看起来很自然。
文静双手环抱于胸前,往凳子上一靠:“姐夫,这个事就奇怪了,按说彭树德是没有理由举报您的呀。”
我苦笑一声:“真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
文静把手搭在桌沿上:“我原本打算是偷偷给你通个气的,既然你保证了没什么事,我也就放心了。”
文静能这么考虑,确实是有心了,这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来给我通气,这份情意我记在心里。
我还是站起来,客套了一番:“文静,姐夫谢谢你了!”
文静眉毛一挑:“姐夫,那你怎么报答我啊?”
她这话带着三分玩笑,七分试探。我看着文静,她眼里的光在灯光下转了个来回,不像是在等我给的承诺,倒像是在探我一个态度。我笑着摇摇头:“两肋插刀!”文静“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那笑意从眼底漾到唇角,整个人都看起来明媚了起来:“算了,我不喜欢插刀!”
说完文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拿起手包,整个人站起身,一扭头,马尾辫一甩,就轻松洒脱地出了门。
文静前脚刚走,李亚男后脚就进来了。“哥,笑的这么开心,我还以为是晓阳姐在你的办公室呢。”
我抬头望到亚男:“小孩不要乱听!是文静书记。”
亚男歪着头笑问:“您这个人平时很注重这些细节的嘛!一般情况下,女同志在您的办公室,您都要开个门。怎么?这文静书记在您的办公室,您就把门给关上了?”
我把茶杯往桌上一搁:“哎呀,大人的事,小孩不能瞎猜。”
亚男笑着说起了正事:“是这样,韩局和建国副局长马上到公安局来找您汇报工作,让我把时间预留出来。”
话音刚落,韩建立和刘建国两人就急匆匆地来到了办公室里。
两人进门之后,我把手头的文件合上。韩建立直接自顾自地拿起办公桌旁的水壶,从茶几柜上取了一只水杯,倒了一杯水,直接灌了两口,然后才打开茶叶罐,取出一把茶叶丢进去,也不管刘建国,径直坐到我跟前:“邓立耀这个家伙,死鸭子嘴硬啊!对于赵大壮的事,他矢口否认,坚决不承认他谋害了赵大壮。”
从证据上来讲,确确实实,赵大壮已经被武警击毙了。最有利的证据,已经消失了。如果邓立耀承认构陷赵大壮,说赵大壮被释放,诱骗赵大壮走出看守所的监室,然后越过黄线被武警击毙的话,那么自然是坐实了杀人的事实。
但如果他死不承认,这件案子就只能在证据链上打转。
韩建立把杯子放下,继续说:“这个时候,突破邓立耀,除了许红梅的口供,是显然不够的,必须要找到客观证据才行。”
找证据,何其难。看守所里本就封闭,讲究的是人证物证环环相扣。如今人死了,环扣断了,单凭许红梅一张嘴,定不了他的罪。
邓立耀是在公安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办案的那点门道,他比谁都清楚,杀人偿命,这个道理他更是懂的。
一旦承认,是他使用小伎俩诱骗赵大壮出了看守所监室的门,被武警击毙,这是死罪。
栽赃陷害郑保德的事,就算被查实,最多就是他偷的那叠发票,涉及到一些问题,可能可以判个流氓罪、盗窃罪。
搞得不好,如果他找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搞成什么管理上的漏洞才拿的票,或者说是工作上的品德问题,说不定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所以,目前能够真正把他定在死刑上的,只有持刀行凶这一项罪名了。
我看着韩建立和刘建国,刘建国在一旁稍显拘束。
安排保护许红梅的事,出了那么大的纰漏,刘建国必须是要承担领导责任的。具体参与工作的人,虽然许红梅一家人三番五次让他们不要再保护,但是他们也是忘掉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我对着两人:“邓立耀的事,必须往死刑方向坐实。这个人,能让他交代赵大壮的事的唯一希望,就是打破他不切实际的希望。”
韩建立眼珠子转了一圈,还是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把话拆开:“他现在不承认赵大壮的事,那是他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大不了判个几年。持刀行凶嘛,伤了唐卫国。但是,他持刀深夜闯进唐卫国家里,这个事已经给唐卫国造成了重伤。如果不是许红梅、唐卫国他们殊死反抗,唐卫国和许红梅就死在他的刀下了。所以这个人一定要从重处理,要击破他的心理防线,告诉他:这个事也要判死刑,也要往死刑上面靠。既然已经定了死刑,左右都是个死,那么赵大壮的事,他的隐瞒就已经没有必要了。”
韩建立听懂了我的意思:“我明白了,这就是利用现有的证据,从严坐实他的罪行。然后呢,让他放弃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抵抗、不交代,组织上就会放他一马。”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必要的时候,要请老同志来审。”我补了一句。
老同志来审,这是对付内部人的常用手段。他们见惯了各种侥幸心理,灵活性和原则性的掌握都远非一般办案人员可比。邓立耀若还抱着抵抗到底的念头,必然是要吃些苦头的。
接着,我看向刘建国:“建国啊,昨天的事,怎么说?”
刘建国还是一副惭愧的模样:“责任在我,是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交代道:“昨天参与值守的四个同志要见面,要给处分。无论当事人说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执行工作任务的决心和目的。你负有领导责任,要比他们处理得还要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