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技术,”我说,“深瞳的算法比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产品高出百分之三十七的识别准确率,这个差距足够形成技术壁垒。三年之内,没有人能追上他们。”
“技术好不一定能赚钱,”另一个董事接话,“多少技术牛的公司最后都死在了商业化上。”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最后投票,七票赞成,五票反对,两票弃权。
这个项目后来成了丰荣近五年最成功的投资之一。深瞳科技在两年后上市,市值翻了二十倍,丰荣从中赚了将近一百个亿。
但那是后话了,当时没有人知道会这样,包括我。
第二个项目,是一家叫乐因生物的基因编辑公司。
这家公司的技术更前沿,也更冒险。他们做的是新一代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精确修复人体内的致病基因。如果成功,很多遗传病都将被彻底治愈。
但这个技术的临床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可控的基因突变。全球范围内,只有三五家公司在做这个方向,大部分都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乐因生物的创始人许冬青,是哈佛医学院的副教授,辞了职回国创业。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她的实验室里,她给我讲她的技术,滔滔不绝,从DNA双螺旋结构讲到基因编辑的原理,从原理讲到临床应用,从应用讲到伦理困境。
我听得很认真,虽然有些地方我听不太懂。
“许教授,”她讲完之后,我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技术成功了,你们的第一款产品会是什么?”
“地中海贫血,”她说,“中国有三十万重型地贫患者,每年新增三千例。现有的治疗方法是造血干细胞移植,配型难,费用高,风险大。基因编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次治疗,终身治愈。”
“如果失败了呢?”我问。
“失败的可能有很多,”她说,“技术失败,临床失败,资金链断裂,监管不通过,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失败。”
我投了。
六个亿,占股百分之十五。
这笔投资在当时被很多人嘲笑,说我被许冬青的情怀打动了,说我不懂生物医药,说我这笔钱大概率要打水漂。我统统不在乎,我只相信我自己。
我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调动的资源,该是算账的时候了。腊月初,我寻了个由头,说要去石家庄谈一个项目,顺便去承德待了两天。
赵军住在城郊结合部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
程澜的消息给得很全,不仅有地址,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男人五十来岁,精瘦,面颊过分的凹陷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许多。我盯着照片看了会儿,然后把手机收起来,开车上了高速。
到承德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老居民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废纸箱和电瓶车,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水泥。我上了四楼,敲响了左手边的门。
没人应,我又敲了几下,门从里面打开。
赵军比照片上还要瘦,穿着厚重的军大衣,手上戴着劳保手套,像是正在做什么活计。他眯着眼睛看我,有些警惕:“干啥?”
“赵师傅,”我说,“我是之前跟您电话联系的人,关于福康医院的。”
他脸色变了,下意识就要关门。
我忙伸手抵住门板:“赵师傅,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就想问一个人。”
“俺不知道,”他语气不耐,“俺啥都不知道,你走吧。”
“我给您带了十万块钱,”我说,“您就回答我几个问题,行也行,不行也行,钱都给您。”
他从门缝里看我,没说可以,但也没再关门。
我把信封分两次从门缝里塞进去,他低头看了一眼,伸手接过去,拇指捻了捻,终于把门打开,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不大,收拾得还算干净。茶几上摆着半壶茶和一个搪瓷缸子,电视开着,声音很小,放的是地方台的戏曲节目。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则搬了个马扎坐到对面,把那沓钱放在旁边的柜子上。
“你想问啥?”
“十二年前,福康医院收治过一个女孩,十七八的年纪,叫宋雅,”我边说边把照片递过去,“当时就住在您负责的病房里,您看看有印象吗?”
他接过照片前后翻了翻,嘴里啧啧两声,缓缓摇头:“俺想不起来咧,咋没啥印象嘞,她啥病啊?”
我闭了闭眼,短暂的调整呼吸后,又从口袋里拿出另一张照片,压在桌面推给他。这张照片我带了很久,装在钱包最里层,边上已经有些磨损,是十二年前的裴自雪。
“那这个人呢,您有印象吗?”
赵军这次取了老花镜戴上,眯着眼睛凑近了看。
我屏住呼吸,面部肌肉都在不受控制地乱跳。
约莫过了半分钟,赵军一拍大腿,嗨哟一声,说道:“俺想起来咧!俺见过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