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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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念头毫无预兆地撞进脑海：那些药片，究竟是在救我，还是要将我变成个彻头彻尾的怪物？

低头看去，那药盒就在我手边桌角，白色的塑料小格子，分装整齐，捻动铝箔的“刺啦”声在过分安静的屋子里尤为刺耳。药片掉出来，圆滚滚的落在我脚边。

我常常故意将它们洒一地，然后趴在地板上，一颗一颗地找，好像找齐了，一切就能回到最初的原点。现在不会了，只是沉默地捡起来，就着隔夜的凉水咽下去，任由那股熟悉的，带着金属锈味的苦涩从舌尖一路蔓延到胃里，顽固地盘踞着。

药片在舌根下慢慢融化，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受它。

从那之后，我决心停药，不必经过医生诊断评估，我只听从我自己。

要么在无知无觉中死去，要么拖他们一起死。

我拿起这个用了三年的分装药盒，一格格打开，各色药丸再次滚落，于桌面上聚成一小堆。抓起它们，走进浴室，掀开马桶盖，五颜六色的小药丸哗啦啦落进去，在水面上漂浮，旋转，好似在向我求救。

手指按下冲水钮，轰一声，它们打着转，争先恐后地被卷入黑暗的漩涡，消失不见。

戒断反应比想象中难熬。夜里躺在床上，身体每一寸骨头缝里都像有成百上千根钢针在攒刺，从脊椎一路绵延到指尖。冷汗一层层涌出来，浸透睡衣，黏腻地贴在身上，床单也被抓得变形，牙齿死咬住枕头一角，棉絮的味道混着血腥气弥漫在口腔。

眼前一阵阵发黑，意识在崩溃的边缘沉浮。有那么一刻，身体违背了意志，手指抽动着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颤抖着解锁，那烂熟于心的号码就在指下，只需要按下去，就能听到他的声音。

手机拿起又放下，最终也没能拨出。

我将自己蜷缩起来，缩到床角，蒙进被子里，独自捱过一个个被疼痛和迷茫充斥的夜晚。

一天，一个月，三个月零十五天，我终于重获新生。不必在用药物抑制手抖，心慌，濒死，也不再需要依靠药物入睡。当然，绝大多数时候还是睁眼待天明，但总有那么一两次睡着的时候，我已经很知足。

后来，床头柜上多了包皱巴巴的万宝路。第一次抽，劣质的烟雾呛进肺管，咳得撕心裂肺，但很快我就爱上了这种眩晕感，像飘在云端，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是谁。

猩红的火点在昏暗的房间里明明灭灭，烟雾吸进去，在肺里转一圈吐出来。胸腔里那些沉甸甸的，无处安放的东西，仿佛也跟着烧掉了一点，化成灰烬，无声无息地散在带着霉味的空气里。

床头柜最底层抽屉里有个铁皮盒子，锈迹斑斑，以前用来装房东给的黄油饼干。现在里面只躺着两样东西：一从未启用过的银行卡，还有被手绢包裹的三百一十五元钱。

枕头底下压着裴自苍送来的照片，我每晚都要看，这里面不仅有岑莺，还有我。或许我会比他更惨一些，但在此之前，先把我的公道还回来。

我开始自救，拼命的自救。

想读法律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

当然，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我浑噩了两年，毫无基础，脑子还时好时坏，只好好活着都很艰难。

可我太想抓住点什么，就好像溺水的人终于找到生的浮木，拼尽全力殊死一搏。

我报了预科班，班里的同学都是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讨论着哲学和艺术，我插不上嘴，就坐在最后一排，把他们说的每一个词都记在本子上，回去查字典

发疯似的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单词不认识，就一个一个查，背到舌头打结，语法不懂，就抱着书啃，一遍不行就两遍，直到看懂为止。有时候看着看着，眼泪会突然掉下来，砸在书页上，晕开一小片墨迹，我就用袖子擦掉，接着看。

像个苦行僧，用近乎自虐的方式逼迫自己。图书馆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管理员老太太认识我，每次都给我留一个靠窗的位置，我在那里从天亮待到天黑，看厚厚的判例，做冗长的笔记。

睡着觉，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知识点想不明白，便立刻坐起翻阅资料，从国内的民法典看到英国的普通法，从拉丁文的法律术语查到判例汇编。成绩一点点往上爬，不是为了谁，而是要弄明白这些规则，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轻易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明白公平的界限究竟是什么。

申请牛津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陈述里没写我的病，没写那些挣扎的不甘，只写了我对法学的痴迷，以及想探究不同文明背后的逻辑。

过程比我想象中难得多，笔试，面试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无人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打听，试探。

面试那天，我穿着租来的，不太合身的，袖子得卷两圈的西服，站在牛津古老的建筑前，手心全是汗。面试官问我为什么想学法律，我说：“匡扶正义，捍卫真理。”

他们笑了，又问了些刁钻的问题，我都在自己能回答出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

收到录取信的那天，伦敦难得放了晴。我坐在公寓楼下的长椅上，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看了又看，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有一种巨大的疲惫，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我做到了，不是为了向谁证明，只是为了我自己，能有一天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可以有一身保暖的外衣，不至于过分的赤裸。

突然想抽烟，摸遍全身才想起，最后一盒今早刚抽完。

第68章声名鹊起

毕业后，我进入伦敦城最顶级的律所之一，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忙碌与辛苦，分给我的活计不过是校对合同和翻译中文文件。

临座同事是个热心肠，有次醉醺醺拍着我肩膀，说：“季，你该去金融城闯闯。”

我点头笑笑，却没告诉他，我的信托账户每月都会多出一百万英镑，打款方是香港某家皮包公司。

白天，我是冷静，精准，近乎冷酷的年轻律师，淹没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冗长的电话会议和永远在倒计时的交易截止日里。晚上，卸去伪装，蜷缩在黑暗中艰难入睡。

原以为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很久，却不成想机会来的如此猝不及防。

对手是华尔街的老牌秃鹫基金，盯上了一家根基深厚的英国家族企业，他们手段狠辣，布局精密，眼看就要把猎物撕碎吞下。我们律所临危受命，为那摇摇欲坠的家族企业做最后的抵抗。

案子复杂如一团乱麻，涉及跨境监管，隐秘的股权结构，还有对方精心设计的债务陷阱。团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合伙人们眉头紧锁，如临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