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宏彦把两份稿子并排摆放,右手边是韩冰的,左手边是马有才的。他的目光在两份稿子之间来回移动。
桌上的台灯发出暖黄色的光。窗外已经完全黑了,省审计厅办公楼的走廊里只剩下保安巡逻的脚步声。
马有才倒了一杯茶递给郑宏彦。郑宏彦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
郑宏彦翻到韩冰的附件,指着其中一段:“韩处,你引用的三个先例我都核实了。有两个确实定性为违规操作,但那两个案子的情况跟清河不一样——一个是挪用专项资金搞楼堂馆所,另一个是关联交易利益输送。性质完全不同。”
韩冰应声回答:“郑厅,我引这三个案例的目的不是类比情节,是类比程序缺失的程度。三个案子和清河的共同点是——都没有走竞争性比选。程序缺失的类型相同,定性的逻辑就应该一致。”
“但定性从来不是只看程序缺失的类型。”郑宏彦说,“还要看动机、看后果、看整改态度。审计署2019年的内部培训教材第七章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我相信韩处也学过。”
韩冰没有接话。她确实学过那份教材,但那一章的内容恰恰是她在初稿中刻意回避的。
郑宏彦又看了看马有才的附件:“马处,你这份同类案例参照表做得不错。但我有一个问题——你列举的六个‘轻微不规范’案例,投资金额最大的是多少?”
马有才翻了翻:“最大的一笔是八百万。”
“清河那笔是一千五百万。”郑宏彦说,“金额差了将近一倍。你觉得直接套用同一个定性,审计署那边能认吗?”
马有才想了想:“金额确实是一个考量因素。但我认为不应该是决定性因素。八百万和一千五百万,在政府投资的量级上差别不大。真正的分水岭在五千万以上。”
“这个分水岭有依据吗?”郑宏彦问。
“有。国务院2017年修订的《政府投资条例》第十二条,五千万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必须报同级人大审批。一千五百万不到这个门槛,属于管委会自主决策的权限范围。”马有才说。
郑宏彦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样吧。”郑宏彦说,“三个人再讨论一次。这一次不准带稿子,不准引文件。就说你们心里的话。”
三个人在郑宏彦的办公室里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办公室的窗帘被拉上了,灯光照在堆满底稿的桌面上,茶壶里的水热了三回又凉了三回。郑宏彦让秘书把所有电话都挡了,把门锁上。
韩冰先开口:“郑厅,我的想法很简单。审计就是审计,我们拿尺子量东西,尺子不能弯。齐学斌有没有本事我不评价,但他在程序上确实有硬伤。如果我们在报告里回避这个硬伤,将来审计署下来复查,第一个被问责的是我们。”
马有才接过话:“韩处说得有道理,但问题是尺子有好几把。你用最严的那把量,我用中间的量,结果不一样。谁的尺子对?这不是对错问题,是选择问题。我选中间那把,是因为我觉得事实支持这个选择。”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韩冰直视马有才,“如果齐学斌这笔投资亏了呢?如果火鸦动画做出来的东西是一堆垃圾呢?你还会用‘轻微不规范’吗?”
马有才被问住了。他想了几秒:“如果投资亏了,定性可能会更重。”
“那你这个定性就是结果导向。”韩冰抓住了这个逻辑漏洞,“你承认了,如果结果不好,你会加重定性。反过来说,你现在定性轻,就是因为结果好。这不是审计的标准。”
马有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韩处,你说得对。我确实受了结果的影响。但我要反问你——你的定性就没有受任何影响吗?”
这句话问得很直接。韩冰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郑宏彦在这个时候开口了:“够了。你们两个的立场我都听明白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夜色。省城的街灯在远处连成一条线。
他想起了自己在清河新城走访的那个下午。想起了长鹏汽车车间里焊接机器人的火花,想起了那些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想起了社区超市里那个收银员说“这边比老城区好多了”时脸上的笑容。
他干了三十年的审计,见过太多干部把钱装进自己口袋的案子。那些案子里的干部,一个比一个会演,一个比一个油滑。但齐学斌不是。那些钱确实花在了该花的地方。只是花的方式有点急,有点糙。
但急和糙,不等于贪和坑。
一个真正在做事的人,不应该因为做事的方式不够完美就被一棍子打死。但审计的纪律也不允许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需要找到一个既尊重制度、又尊重事实的表述方式。
他转过身来,看着韩冰和马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