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车辆行驶的声响,空气也变得沉闷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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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春少儿图书馆二楼,周家客厅。
午后的阳光透过木格窗,暖暖地洒在地板上,屋里收拾得干净敞亮,处处透着安稳的烟火气。
今天是周蓉和陶俊书回城的第一天,在家休整两天,后天就要去街道扫盲队正式报到。
这个年代,高中与大学的教育暂时陷入停滞,可全国的扫盲工作却抓得异常严格,上面定下死命令,必须把全民识字率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不折不扣完成任务。
1971年的当下,社会上大多是解放前出生的中老年人,那一代人大多没机会读书识字,如今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学习的意愿也格外低。
远的不说,周秉昆的母亲李素华,就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典型。
周秉义、周蓉和周秉昆姐弟三人,前前后后劝了母亲无数回,让她跟着学学认字,可李素华总是摆摆手,说自己不识字,三个孩子照样有出息,学那东西没用。
这一次,街道办事处亲自上门,把她请进了社区扫盲班,想躲都躲不过去。
可她一辈子没上过一天学,半点基础都没有,在扫盲班里如坐针毡,极度不适应,硬着头皮去了两天,就开始装病躲在家里不肯出门。
装病终究有期限,明天又到了该去上课的日子。看着母亲愁眉苦脸、连饭都吃不下的模样,周秉昆心里又好笑又心疼,上前轻声安慰:
“妈,就是去上堂课,又不是去上刑,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李素华长长叹了口气,眼角都泛起了委屈的泪光:
“秉昆你是不知道,那班里的老师要求可严了,学不会就不让回家,上一回我从晚上六点一直待到十一点,还是没学会,老师硬是不让我走。”
说着说着,委屈的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李姐,没你说得那么难吧?解放前,我就在村里读过两年私塾,现在跟着学,照样能认会写。”郑大娘坐在一旁,忍不住搭了一句。
“你不知道,你好歹还学过两年,我是一天书都没摸过,底子差得太远了,根本跟不上。”
李素华无奈地摆了摆手,满脸愁苦。
周蓉见状,轻轻坐到母亲身旁,拉着她的手柔声劝说:
“妈,扫盲班是有工作任务的,我和小书在二道河农场搞扫盲,也是一样的要求。其实只要你用心学,肯定能学会。要不这样,我和小书给你开小灶,提前在家把要学的字教会你,你去了班里就不发愁了。”
对于这种强制性的扫盲政策,周蓉心里是十分认可的,尤其是像母亲这样固执不愿学习的人,只有强制要求,才能逼着她迈出第一步。
虽然母亲每天都是最晚离开扫盲班,学会的字也寥寥无几,可总归比从前大字不识一个要强得多。
但她也清楚,母亲对认字有着发自心底的排斥,打心底里不想学,再这样硬逼下去,万一急出病来,就得不偿失了。
听女儿这么安排,李素华立刻摆起了手,满脸不乐意:
“蓉儿,我本来在家装病就是为了躲扫盲班,你倒好,在家也不让我安生,非要逼着我学。”
“妈,我姐这是为了你好!”周秉昆在一旁笑着打圆场。
“为我好什么……我可是听政府说了,只要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识字就行,又不是要求人人都学会,为啥我就不能当那两个不识字的?”
说到这里,她转头看向周秉昆,眼神里带着几分期盼,
“秉昆,你现在有本事了,人脉也广,就帮妈找找关系,别让我去上课了行不行?”
周秉昆万万没想到母亲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时有些哭笑不得,只能含糊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