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生靠在柱子后头,方才那满堂的掌声一起来的时候,他胸口那股憋了半天的火,是直往上顶的;这会儿听着导演台上一句接一句的附议,他那口顶到喉头的气,才一点一点落回胸腔里。
他心里那本账,翻得清清楚楚。
这四年,他没少在这张桌子上动心思。头一年三万,第二年五万,第三年花大钱请上海人艺的台柱子排小品,第四年咬着牙砸了八万,请话剧团的台柱子——那样一条一条的路,最后全被砍在半道上,连个名字都没能挂进那份名单。
那些钱、那些酒、那些烟、那些逢年过节走动的门路,他周鸿生从来没白花过。上海分会场那位王主任,就是他这些年一层一层焐热的关系;那位答应把话往台里递、往上面反映的老机关人,是他请到夜总会的包厢里,好酒好菜陪着,临走时又往人家公文包侧袋里,不动声色地塞进一条中华烟,才把话说圆的。
今晚这位副导演,也是那条线上的一环——先前那条走廊上打的那个照面,说的话不多,可意思递到了。眼下这一句"不能冒这个险",是当着一厅人的面说的,可真正要它落地的,是绿绒布长桌后头那几位。
这一句,放对了地方。
周鸿生把手插进呢子大衣的口袋里,指尖松了松。
他没有笑。笑得太早,不好看。可他的肩膀已经立住了——从方才塌着的那副样子,一点一点地挺直了。
厅里的静,只维持了几秒。
坐在前几排的一个年轻女同志,忽然低声说了一句:
"我怎么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刻薄了。"
她说得极轻,可旁边几个人都听见了。
"人家后面唱得那么好,一句怯场就给盖过去了?"她攥着笔记本,没敢往台上看,"台上才多大年纪。"
她旁边那个同伴扯了扯她的袖子,压着声音说:"你别瞎说。人家是导演。"
"我知道是导演。"那姑娘的声音低下去,可脸上的那点不平,没下去,"我就是觉得……"
她没有把话说完。
后排也有人低声接了话茬:
"头一遍上台,谁不慌啊。"
"可不是嘛,前头还压着那么一位大明星。"
"我瞧着后面那首歌唱得挺稳的。"
而那些话,都只在这几排之间打着转,传不到导演台那边去。更传不到那一张铺着绿绒布的长桌上。
厅里的空气,一半是"有道理"的附和,一半是压着没敢出头的低声鸣不平。两种声音都小,都不成气候。
台上,张蔷站在那束追光里,听着那几句话,一句一句地从绿绒布长桌那边飘过来。
"头两句飘。"
"上台走位乱。"
"这就是怯场。"
这些词,一个一个落在她耳朵里,像细针似的。
她手里的话筒还举在胸前,举着的那只胳膊开始发酸,可她不敢放下,也不敢往回缩。她就那么站着,站在台中央偏左的位置——就是那位副导演点了名说的那个位置。
她想反驳。
她也确实有话可说。她想说:我头两句是飘了,可那是因为前一秒台上还站着一个人,那一场掌声还没停,灯光还没挪到我身上;她想说,从副歌进去以后,我唱得是稳的,一句都没塌;她还想说,台下那几百位同志是拍过手的,那一整厅的人,方才都是站起来的。
可这些话,她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她一个刚上春晚舞台的新人,站在台中央,对着评委席,张口去说"不是这样的",她拿什么说?她的资历、她的分量、她在这个厅里说话的位置,一样都不够。
她什么都不是。她只是一个被评价的人。
于是她只是站着,把腰慢慢立直了些,把话筒握得更紧了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束光里。台下有几百双眼睛看着,导演台那边也有人在等着,她不能乱,不能哭,不能转身下台。
她只能等。等这一场评完,等这个局面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