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办成这样的厂子,得多少本钱?"她问。
"看你要多大的。"老师傅笑,"三五台机器,一个屋子,几千块,就能转起来。你要是真想干,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那机器,"她顿了一下,"省城那边,能买到吗?"
"能。"老师傅说,"机器这东西,只要有钱,哪儿都买得着。关键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心气儿。"
林秋实心里那团火,腾地一下,烧得更旺了。
傍晚,她一个人,走到了江边码头。
广州的码头,比她想象的热闹。一艘艘船靠在岸边,工人们喊着号子,把一包包料子、一捆捆成衣,从船上卸下来,又装上停在岸边的卡车。江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吹得她头发乱飞。
她站在码头边上,望着那来来往往的船和货,看了很久。
她忽然想起,自己头一回来广州,站在火车站服装街,看得眼花缭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进些好货,回去多卖些钱。那时候,她觉得,能把这些货拉回去,就是天大的本事。
可现在,她望着这一江的船,望着那堆得小山一样的货,忽然觉得,自己上回的想法,小气了。
这些货,是别人的厂子做的,别人的机器产出来的,别人的工人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她拉回去,转个手,赚的是倒卖的钱——人家做一件赚三毛,她倒一件赚两毛,说到底,是给人家厂子跑腿的。
她又想起自家那个小作坊。几台机器,几个人,活儿一多,就得排着队赶工。三百件校服,一家人拼死拼活,做了大半个月。可南边这些厂子呢,一样的活儿,一天就出来了。她心里那点不甘,像江上的浪,一层一层地往上涌。
她还想起这半年的买卖。卖得越好,越得往南边跑得勤——货卖完了,就得再来进;进得多了,利却还是那两毛三毛。她就像一根扁担,两头挑着,一头是南边的货,一头是县城的客,挑来挑去,力气全花在路上了。
她想起布行老板的话:"我们是给人家打工的。"
她想起老师傅的话:"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她还想起三娘那句"死钱活钱",想起父亲那句"你这一路,走得稳"。
江风呼呼地吹,她站在码头边,望着那些船,心里那个念头,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立了起来——
光倒卖别人的货,不是尽头。
她要自己产。要像广州这些厂子一样,有自己的机器,有自己的工人,有自己的厂子。要让云水县那些衣裳,从自己的机器上出来,从自己的手上做出来,拉到省城,拉到临江,拉到南边来。
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抬手拢了拢,心里那团火,烧得又旺又稳。
她没急着回旅馆。她在码头边又站了一会儿,望着最后一班货船卸完货,望着码头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才慢慢地往回走。
回到旅馆,她铺开纸,借着灯,一笔一笔地写。
先算账:这回进料花去多少,两间铺子还压着多少货,手头还能腾出多少本钱。她把数字一个一个地列出来,加加减减,算得仔细——办厂子不是儿戏,本钱从哪来,机器往哪儿摆,都得有数。
再算机器:一台新的缝纫机多少钱,三五台要多少,租多大的屋子,招几个人,一个月开销多少。她没办过厂子,可她会算账,会看料,会做工,这些,都是她这些年在铺子里、在作坊里,一样一样练出来的本事。
她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到后半夜,纸上已经有了一张歪歪扭扭的账目——那是一个厂子的雏形,还只是个影子,可她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她吹了灯,躺在床上,望着黑漆漆的房顶,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她见过广州的厂子,见过机器怎么转,见过工人怎么干,她知道自己能把这事做成。
"自己产。"她在心里,把这几个字,翻来覆去地念了几遍,"自己产。"
这三个字,像一粒已经发了芽的种子,在她心里扎了根,正迎着风,往上长。她合上眼,听见远处码头的汽笛,一声一声,悠长而远。她想,等回去,把铺子安顿好,把货销完,攒够本钱,她就真去把这事,办起来。到那时候,她林秋实,就不光是个开衣裳铺子的,也不光是个倒腾南边货的——她得让云水县,也有个能自己做衣裳的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