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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郑国公（第1页）

我名魏徵，字玄成，爵封郑国公，食实封九百户。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侍中，加封特进，知门下省事。去世之后追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贞观十七年画像陈列凌烟阁，位列第四。我的祖籍在巨鹿曲城，后来家族迁居相州内黄。父亲魏长贤，曾在北齐担任屯留县令，世道动荡，仕途中断。我生于北周大象二年，少时家境清贫，却不愿为生计蝇营狗苟。天下乱象渐生，我无心经营产业谋生，埋头博览群书，囊括纵横、儒、法各家学说，留心历代兴衰治乱的轨迹。眼见隋室政局一日比一日败坏，我遁入道观做了道士，避开俗世纷扰，静观四海变局。并非一心求道，只是寻一处安静之所，等候风云起落。

大业末年，各地义军蜂起。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瓦岗李密，听闻我的才名，将我召入幕府掌管文书。我替元宝藏撰写的奏书送往瓦岗，行文思路深得李密赏识。李密便邀我来到瓦岗军中。彼时瓦岗声势滔天，坐拥数十万部众，占据中原大片土地。我向李密献上十条安定天下的策略，剖析扩张与守成的利弊。李密欣赏主张，却始终没有付诸施行。我又规劝他放缓征战，稳固占领的州县，抚恤属地百姓，不要一味依靠武力四处攻略。李密被接连的胜利冲昏心神，一意出兵与王世充在洛阳城外决战。我清楚此战暗藏巨大风险，屡次进言，皆未被接纳。邙山一战，瓦岗大军溃败，曾经声势浩大的瓦岗分崩离析。我随同李密归降李唐。

归唐之初，我并没有得到重用。李渊将我授为秘书丞，派往山东安抚散落的瓦岗旧部。行至黎阳，窦建德率兵攻破城池，我沦为俘虏。窦建德知晓我的履历，任命我做起居舍人。夏政权在河北施政宽和，境内得以短暂安定。武德四年，李世民率军东征，虎牢关一战击溃窦建德主力，窦建德被俘，我再度归降大唐。

太子李建成听闻我的才略，将我辟为东宫洗马，十分礼遇我。那时储位之争已然显露苗头。秦王连年领兵出征，军功赫赫，麾下谋臣猛将云集。我时常劝告李建成，秦王功勋日盛，声望日渐凌驾东宫，应当主动建立功业，收拢人心，积蓄自身的力量。刘黑闼再度在河北起兵作乱之时，我劝说太子主动请缨领兵平叛，以此立下军功，交好山东士族，稳固储君的地位。李建成采纳建言，出兵平定叛乱。可裂痕一旦产生，便难以修补。我屡次提醒太子要提防秦府势力，行事步步审慎。

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骤然爆发，李建成、李元吉身死。大局已定，李世民召见了我。旁人都以为我长久侍奉东宫，必会招来杀身之祸。见面之后，他诘问我为何屡次离间他们兄弟。我坦然应答，倘若太子早些听从我的劝告，便不会落到今日覆灭的下场。这番直白的回话没有激怒秦王。他看出我秉直的性情，非但没有治罪，反而任命我为詹事主簿。太宗登临帝位，擢升我为谏议大夫。

太宗令我前去安抚河北李建成、李元吉旧部。当初东宫与齐王府的属官惶惶不安，四处躲藏。我向太宗进言，若不能释放既往恩怨，恐慌会不断蔓延，河北之地永无宁日。途中遇到两名东宫旧臣被押送往长安，我当即下令将二人释放。归来之后向太宗禀明缘由，君主认同我的处置方式。自此我渐渐走入朝堂的核心。

贞观初年，朝堂之上常常发生争论。历经隋末大乱，是应当施行严苛律法快速整肃秩序，还是宽简为政，休养生息。封德彝坚持乱世要用重法；我主张以德礼教化百姓，轻刑薄赋。天下久经战乱，人心惶惶，严刑只会生出怨恨。太宗采纳了以德治国的方略。

世人知晓我屡屡直言进谏，却大多只看见我当庭抗辩的模样，忽略了进言背后反复的思量。我不会凭着一腔意气随意上疏。每一次劝谏，我都会体察民情，权衡朝堂政策长远的得失。太宗想要修建宫殿，扩充宫苑；想要出征塞外；想要册封宗室、勋贵世袭刺史；每一件事我都会仔细考量利弊。君臣之间常有言语交锋，有时太宗怒形于色，朝堂气氛凝重。我依旧神色平静，把心中所想完整陈述完毕。

一次太宗罢朝之后，怒声扬言要杀掉魏徵。长孙皇后换上朝服向他道贺。她说君主开明，才会有敢于直谏的臣子。太宗听罢怒意慢慢消解。这件事流传在外，可我并没有因此恃直自傲。直言并非为了博取诤臣的虚名。君主身居九重，所见难免有所局限，百官为保全自身，多选择顺从旨意，若是无人指出疏漏，政令失当便会贻害万民。

我和房玄龄、杜如晦共事多年。后世将二人称作房谋杜断。房玄龄思虑周全，铺设施政的种种方案，细密周全；杜如晦拨开繁枝末节，迅速定下决断。他们二人负责搭建朝堂制度，调整官吏体系，规划农桑赋税。我所承担的职责，是在政令将要落地之时，审视得失，规劝帝王收敛骄奢之心，修正政策之中偏颇之处。我们三人各司其职，互不越位，却彼此互补。房、杜谋划决断治国的框架，我校正行进的方向。贞观三年，杜如晦出任右仆射，房玄龄担任左仆射，主持尚书省。我升任侍中，执掌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诏书草拟完毕送至门下省，但凡有不妥之处，我便予以驳回修改。三省互相制衡的体制慢慢运转起来。

贞观中期，天下渐渐安定，连年丰收，四方外族相继入朝朝贡。盛世的雏形缓缓显现，太宗心中慢慢生出安逸之心。巡幸游猎、大兴土木的想法不时流露出来。我写下《十思疏》呈递上去。劝诫君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慎始敬终。通篇没有激烈的指责，一条条陈述安逸会带来的隐患。太宗读完置于案头，时时自省。后来我又呈上《十渐不克终疏》，逐条列出为政慢慢松懈的迹象。奏疏送入宫中，太宗阅完幡然警醒，把文章抄写在屏风之上，抬头便能看见，时刻警示自己。

朝堂之中，有人嫉妒我得到君主信任，暗中散播流言，诬告我偏袒亲友，培植私党。太宗派人核查，没有寻到实据。有人借机劝我应当收敛锋芒。我回复说，君臣同心一体，应当行事坦荡，如果顾及嫌疑闭口不言，国家的前途便无从谈起。

我向来不谋求高官厚禄带来的奢华。家中宅院简陋，连一间正式的厅堂都没有。即便身居高位，日常起居依旧朴素。太宗偶然前去探望，看见府邸简陋，下令停止修建偏殿的材料，调拨给我修筑正堂。

贞观十七年，我的身体垮了下来。长久透支心神，病痛日渐沉重。卧床不起之时，太宗不断派遣御医诊治，赏赐药饵，皇太子李承乾多次前去探视。太宗亲自驾临我的宅第，隔着病榻与我交谈。我气息微弱，依旧不忘谈论朝堂政务，叮嘱君主审慎对待继承人，不要好大喜功，体恤海内苍生。我留下两份奏疏草稿，一桩事劝君不可凭喜怒任免官员，一桩事讲百姓是国家的根基。

正月十七日，我在家中辞世，终年六十四岁。太宗闻讯痛哭，宣布罢朝五日。追赠司空、相州都督，定谥号文贞。将要下葬之时，我的妻子裴氏推辞朝廷给予的厚葬仪仗，遵从我生前简朴的遗愿，只用一辆薄木车载运灵柩。

太宗登临凌烟阁，望着我的画像，伤感地说出流传后世的话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去，我少了一面镜子。谁也不曾料到风波会在身后袭来。侯君集谋逆被诛杀，杜正伦遭到流放。这两人都是我曾经举荐的臣子。有人借此上书，指责我勾结叛臣。又有人编造话语，说我把劝谏君主的记录拿给史官观看，以此博取名声。流言不断发酵，太宗心中生出嫌隙，下令推倒了亲手撰写的墓碑，取消了衡山公主与我儿子魏叔玉的婚约。

辽东征伐高句丽失利之后，行军途中，太宗回想起我的种种劝言，悔恨涌上心头。他叹息，如果魏徵尚在，绝不会让他有此番远征。随即派遣使者祭祀我的坟墓，重新立起石碑。荣辱在身死之后依旧起落不定。

我这一生，辗转于多家势力麾下，几番被俘，几经沉浮。最终得以侍奉一位愿意接纳逆耳之言的君王。我清楚直言会招致厌恶，会引来非议，可江山万民重过个人祸福。房玄龄与杜如晦搭建起贞观的骨架，我试着去扶正行路的方向。盛世并非一人造就，是谋策者、决断者、匡正者，还有满朝文武与天下百姓一同慢慢造就。虚名与毁誉终会随风消散，唯有安稳的世道，能够留存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