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所求的,从来不是踏平圣地、征服信仰。”
孙传庭语气诚恳,“大夏所求的,是商路的太平、水井的共享、往来者的安全,是让这片饱经战乱和盘剥的土地,能有一个公道、安宁的秩序。刀剑,只对着那些劫掠商队、祸乱地方、不肯守规矩的人;而对圣地、对信众、对朝觐者,大夏有的,只有尊重与护卫。”
李定国也沉声补充:“我大夏军法森严,将士若有胆敢冒犯圣地、亵渎信仰、骚扰信众者,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军法严惩,绝不姑息。这一条,我可以立军令状。”
阿卜杜拉静静地听着,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掀起了波澜。
他出使过许多强权,见过太多征服者口蜜腹剑、出尔反尔。
眼前这两位东方统帅的承诺,说得诚恳、清晰,可空口无凭,他终究还是将信将疑。
沉吟良久,阿卜杜拉提出了一个更郑重的要求:“将军的承诺,老朽听明白了,也愿意相信将军的诚意。只是,口说无凭。为了让谢里夫安心,也为了让千千万万信众安心,老朽斗胆请求——能否把今日的约定,一笔一画,刻在石碑之上,立于圣地之外、商路之旁,让往来的每一个人都能看见、都能作证?再请周边各部的长老、圣城的学者,一同到场见证、署名。如此,约定昭昭,天地共鉴,也好叫后世子孙,都记得今日之诺。”
刻石为盟、长老见证——这等于要把大夏的承诺,永久地、公开地,钉在这片土地上,接受所有人乃至历史的监督。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约束。
孙传庭与李定国对视一眼,几乎没有犹豫,便慨然应允。
“有何不可?”
孙传庭朗声道,“君子一诺千金,何况是国与民之约。刻石,正合我意。约定刻在石上,更是刻在大夏的心上。请使者转告谢里夫,立碑之日,我要请周边各部长老、圣城学者、商队首领,都来见证,碑文用汉文与贵地文字并刻,一字不改,让天下人都看得明白——大夏,说到做到。”
阿卜杜拉怔住了。
他设想过对方推诿、讨价还价,甚至设想过对方勃然大怒,却唯独没料到,对方答应得如此痛快、如此坦荡。
那份将承诺公之于众、接受万世监督的底气,比任何华丽的辞令,都更能打动这位老者。
他站起身,对着孙传庭、李定国,郑重地行了一个抚胸的礼节,眼中的戒备,褪去了大半,换上了几分真切的敬意。
接下来的日子,双方就立碑的地点、碑文的措辞、见证的人选、圣地周边军队的具体驻止范围,反复磋商、字斟句酌。
西路军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诚意,凡涉及圣地尊严与信众情感的细节,无不一再迁就、慎重对待。
碑文怎么写,双方斟酌了许久。
阿卜杜拉担心东方文字的表述里藏着居高临下的意思,孙传庭便命通译把每一句都来回译上数遍,又请圣城的学者亲自参与润色,确保两种文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份尊重;军队驻止的界线划在哪、离圣地多远,李定国亲自陪着阿卜杜拉骑马走了一圈,把界线定在既足以护卫商路、又绝不惊扰圣地的位置,还当场下令后撤了两处扎得过近的哨卡。
阿卜杜拉看在眼里,心中最后那点疑虑,也一点点化开——他见过太多强者把承诺当权宜之计,却头一回见人主动约束自己的刀兵,只为守住一句尊重的诺言。
很快,一块象征着尊重与信义的石碑,便在各方的共同见证下,开始筹备镌刻。
这一份“不进圣地、不驻重兵、不干涉教务”的郑重承诺,看似是大夏主动放弃了用武力直取圣城的“捷径”,实则,它为西路军,避开了一场最危险、也最无解的全面宗教对立。
试想,倘若大夏逞一时之勇、兵临圣地,那么无论军事上多么胜利,都将激起整个信仰世界同仇敌忾的反抗,把无数原本可以争取的信众、部落,统统推到死敌的位置,陷入一场永无止境的圣战泥潭。
而一份尊重的承诺,却化干戈为玉帛,让圣城从潜在的最危险敌人,变成了可以共存、合作的对象。
这其中的战略智慧,远比一场胜仗更为深远。
麦加之结,算是以一种最稳妥的方式,解开了。
只是,孙传庭和李定国都清楚,尊重圣地,绝不等于放弃经略这片土地。
恰恰相反,信仰归信仰、秩序归秩序——就在立碑的约定初步达成之后,双方的谈判,很快便落到了一个更实际、也更关键的议题上:那张围绕着每年朝觐、遍布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庞大商路网,究竟该如何安排、如何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