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能救治重度冻伤的医站,也在数百里之外,暴风雪封了路,雪橇寸步难行。
战友们轮流抱着他、用身体给他取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赶,可还是慢了。
在路上,沈砚青曾短暂地清醒过一次,他望着漫天风雪,气若游丝,问的最后一句话,却是:“电台……发出去了吗?前线……没误事吧?”
得到“情报送到了、打了胜仗”的答复后,这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工程师,才安然地、带着一丝笑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没能看到那场因他的情报而打赢的伏击,也没能再回到他日夜钻研的工部学堂。
沈砚青殉职的消息,连同他的事迹,随着电波和文书,传回了万里之外的京师,震动了整个朝堂。
在过去,朝堂上下,早已习惯了“将士阵亡”——刀枪无眼,沙场捐躯,虽令人悲痛,却是战争的常态。
可这一次,倒下的不是持刀冲锋的武士,而是一个握扳手、弄电料、搞技术的工程师。
他没有死在白刃交锋的战场上,却同样是为了前线的胜利,活活冻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这,让满朝文武第一次,认真地审视、讨论起一个过去被长期忽视的问题:那些造机器、修电台、架电线、筑工事的技术人员,同样是在前线拼命的人;他们的性命、他们一身旁人替代不了的本事,究竟该怎么保护?
“一个能在极寒下修好电台的工程师,培养出来,要多少年?要花多少心血?”
军议上,有大臣沉痛地说,“这样的人才,冻死一个,便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们过去总觉得,工程队、技术队,是跟在大军后面的‘安全后方’,可沈砚青的事告诉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他们一样在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一样会流血、会牺牲!”
陈阳听完沈砚青的事迹,久久不语,眼中满是痛惜。
他亲自下旨,追授沈砚青荣誉与官职,从优抚恤,重重厚待他的父母家人,又下令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即将设立的战争与灾荒纪念场馆,让后人永远记得,曾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工程师,用生命点亮了冰原上的通信线。
但陈阳深知,追授与抚恤,是对逝者的告慰,却不能只停留在告慰。
他要做的,是让沈砚青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借着这件事,他以雷霆之势,立下了一系列全新的规矩。
其一,技术人员上前线,绝不能再“赤手空拳”地去。
凡是派往战地的工程队、技术队,必须配齐专门的护卫兵力、最好的保暖(或防暑、防疫)装备,以及一条畅通的、随时能把伤员撤下来的后送通道。
他们在前方作业,身边要有战斗兵护卫安全,身后要有医站和运输力量兜底。
其二,也是最具标志性的一条——技术兵种的抚恤标准,向战斗兵看齐,甚至对掌握关键技术、不可替代的人才,从优加厚。
陈阳要让所有人都明白:在大夏,一个为国家拼命的工程师、技师、医官,其牺牲的价值、其家人应得的尊荣,与冲锋陷阵的将士,一般无二,绝不低人一等。
其三,陈阳反复强调,必须从观念上彻底扭转“工程队是安全后方”的错误认知。
技术兵种,同样是战斗序列的一部分,同样要按战地标准来配备、来保护、来调度,谁要是再把技术人员当成可以随意消耗、不予保障的“后勤杂役”,谁就是失职,就要追责。
这一道道新规,如春风化雨,带来的改变,远不止于军中。
沈砚青的事迹,被报纸、说书人传遍了街巷。
人们头一回知道,原来在冰天雪地的远方,除了拿刀的兵,还有这样一群拿工具的年轻人,为了一通电报、一台机器,把命都豁了出去。
江南那所工部学堂里,他的同窗们默默为他设了灵位,许多原本只想学门手艺、谋个安稳生计的学生,红着眼眶,在毕业后主动报名去了边疆、去了船厂、去了最艰苦的工地。
民间的风气,也在悄悄变化:过去谁家孩子去做工匠、技师,长辈总觉得不如读书做官体面;如今,人们却开始以家里出个能造机器、能上前线的工程师为荣。
沈砚青的母亲被接到京师赡养,陈阳特意派人送去抚恤,老人家虽痛失爱子,却也含泪说,儿子是为国家、为那么多弟兄死的,值了。
它在整个社会,悄然树立起一种全新的风尚——工程师、技师、工匠这些靠技术立身的人,第一次被如此郑重地看待和尊重。
人们渐渐意识到,这个正在向洲际迈进的庞大帝国,不仅需要拿刀枪的勇士,也同样需要这些用知识和技术,撑起军队、撑起工业、撑起未来的人。
一个尊重技术、尊重人才的时代,正随着沈砚青的牺牲,加速到来。
只是,就在沈砚青的抚恤与技术兵种的新规,还在朝堂与民间持续发酵、无数人为之动容之际,一份民间报纸上,却刊出了一篇言辞尖锐、与这同情怀念的氛围格格不入的文章,公开质疑起这场旷日持久的远征,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波,就此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