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我们香港见（第11页）

上船后，钟老买了一份《星岛日报》，我以为他会在娱乐版上寻找林青霞，哪知他一下子就翻到财经版上。整个航程，钟老都在报纸上度过。坐在他旁边的胡虎很烦报纸挡住了前排小周的背影。他几次要钟老将报纸叠起来看，钟老说：“看报就是看报，一叠起来不就成了看书看杂志！”林处长见胡虎语气越来越不对，就开口要胡虎谦让点。胡虎不能再说什么，他起身往外挤，然后坐到最后面的空位上。何总去上厕所，发现胡虎独坐着凝望水天，过早长出来的大块肥肉像塌方一样堆在脸上，就叫小周去问问他哪里不爽。

小周过去挨着胡虎坐了十几分钟。

钟老小声对我说：“这是弄巧成拙。”

小周回来后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没事。”接着又轻声专门告诉我，“他在发心烧。”

船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靠岸时，有个女孩在岸上向我们招手。

“孔雀！”我欣喜地叫道。

万组长他们马上追问，又不是动物园怎么会有孔雀。除了他们还有别的人，大家都想知道孔雀在哪儿。小周告诉他们，孔雀是个女孩，是我们的领队。接下来她又告诉我，孔雀不可能出现在码头上，她无法进关来接我们。我再看时，那个女孩果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香港的海关如同虚设，我们大包小包地走了过去，那些穿制服的男女，完全是学内地政府机关的人，在岗位上聊天聊得眉飞色舞。我们正在议论哪儿的中国人都一样，那个穿制服的男人猛地停止嬉笑，冲着好好走路的林处长突然说：“你，带了违禁品吗？”林处长一惊，下意识地用手捂了一下皮包：“没有。”另外几个穿制服的马上板起脸，要她将皮包打开看看。何总正要过去，有人吆喝起来，不让停留。我们只好远远地看着。林处长包里没有多少东西，除了大约两千人民币，其余的都是些化妆品。那些人仿佛就是看林处长不顺眼，检查完了以后，还要审视一番。

这时，从本港居民通道过来一位男人。

叶老师迎上去打听，海关人员好好的为何突然就变了脸色。

男人用那种天生的优越感冲着免不了焦急的叶老师说：“那位太太是你们的领导吧？没事的，我们就是不喜内地干部的派头，人人都像是接收大员。”

徐科长插嘴说：“怎么这样想，我们总是将你们当成同胞。”

男人说：“这个我们懂，谁都想攀个富人做亲戚。”

说完这话，男人便扬长而去，一点也不在意徐科长和胡虎脸上的青色。

小周赶紧上去帮她拖旅行箱。

来到外面的大厅，我又开始寻找孔雀。

一个瘦瘦的年轻男人毫不犹豫地上来问：“哪位是何总？”

何总应了一声。

年轻男人又问：“十六位都到齐了吗？”

这次是叶老师回应说：“到齐了。”

我们就这样毫无道理地跟上人家，上了外面的一辆中巴，根本没见着孔雀。那位年轻男人也不怕我们没跟上，只顾自己在头里走，钟老和王凤有些跟不上。

6

孔雀曾说，我们香港见。

我没见到那位香港的我，只见到许多香港的门。

吃完了午饭的六菜一汤后，林处长明确无误地表示不喜欢香港，她没想到香港人是这种德性。徐科长则适时地提起前年香港回归那天，林处长在单位的庆祝会上热泪盈眶的旧事。望着林处长惆怅的样子，我不明白既然她那样不喜欢现实中的香港，为什么又要千里迢迢往香港现实这池浑水中跳。

餐厅里有二十多张圆桌，清一色都是六菜一汤。听听那纷杂的四川话、东北话和上海话等等，就知道彼此全是内地来的。让林处长心烦的是，那些香港本地的服务员上菜时，从不将碗碟放到合适的位置，非要自己动手挪一下，有时还得挪过半张桌子。还有荤菜、素菜等也不注意错开来放，几乎每人都得站起来十几次，将手伸到别人面前去夹菜，这让人觉得很难堪。更有邻桌那些先吃完的人，还没完全撤离，就有服务员冲上来，秋风扫落叶一样，拿起用过的餐具，哗哗啦啦地扔进一只大竹篮，然后将一次性桌布往上一裹，露出下面干净的桌布。依然是那些服务员，又从另一只竹篮里拿出十套干净的餐具，扔一样摆放在餐桌上。何总掐着手表计算过，他们每翻一张台面，绝不超过两分钟。

林处长对这一点尤为不满。中国菜在哪儿都是一种美食，她去欧洲时，曾在瑞士苏黎世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门口，受到当地人目光的礼遇，尽管她在那里只吃了十九美元一碗的面条。但在林处长足迹所到的香港，所谓中餐，简直就是喂鸡喂狗喂猪。何总附和，香港就是这样，除了时间和金钱，还剩一点就是庸俗。林处长接着指出，哪怕在武汉的亚酒、长酒、天安假日和正在试营业的香格里拉，都能做到进餐时只闻音乐声，没想到香港这儿，竟然像使用石器的原始社会。

林处长毫不客气地将香港的文明打了最彻底的折扣。

万组长在表示赞同的同时，还添了一句，说假如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学着这么干，不用三年，一年就扭亏为盈了。万组长那一拨人都认为，照目前的这些搞法，用不了多久，电力部门也要亏损。

这一天，我们只是路过香港。

午饭后，有一个小时的逛街时间。在码头接我们的年轻人叫英伦，他吩咐如果万一有谁走失了，就请自己乘出租车到新机场集合处等。结果十六个人只沿着湾仔的一条街走了几百米，见到的全是酒吧。后来我们才知道，集合处是香港人的画龙点睛之笔。新机场太大了，在同一秒钟里，可以给两百人办理登机手续，但集合处只有一个。是不是真的能够同时给两百人办事，我们当然是姑妄听之，就当是中国人要爱国，香港人要爱港。但集合处那块牌子分明是临时游客们心目中的特区首脑，说不错，也走不错。

香港的一切都要用银行的电脑来计算。

何总告诉林处长、徐科长和胡虎，今天要先飞到台北，再从台北飞曼谷。这三个家伙顿时眉开眼笑，说没想到自己成了解放台湾的侦察员。叶老师、小周和王凤在一起议论了好久，想不通香港人怎么这样傻，这么从台北一经过，绕行了近两千公里，不等于将港币往太平洋里撒吗？

这个话题，大家一直说到曼谷，猜测这会不会是台湾的李登辉施展诡计阴谋，想让我们见识台湾的日子如何舒适，动摇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在台北桃园机场落地后，一片夜色中，灯光并不比武汉的迷人。机场里的免税商场也是清一色的小姐，她们中没有一个比得上小周。小周走到哪里，哪里的小姐就用醋醋的目光轰炸她。小周同我贴得很近。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台湾男人，他对我说：“你太太真漂亮！”他这么做，目的只是借机多看小周几眼。但我还是回应了一句：“谢谢你慧眼识珠！”再看小周，那表情十分平静，仿佛心海是那没有半点涟漪的死海。

从桃园机场起飞的航班终点是阿姆斯特丹，夜里十点五十分才让我们登机。一位小姐在广播里告诉这一点时，王凤说：“这声音很像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战败前后中央社的女播音员在说话。”闭目养神的林处长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徐科长向她使了个眼色。林处长说：“怕什么，我还希望这儿有窃听器，让李登辉听见了才好。”我听到钟老在一旁嘀咕，“现在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国民党，共产党也不再是从前的共产党了”。胡虎也听见这话了，他没瞪眼，只是平常地反问钟老说共产党怎么啦？钟老还未作答，小周便救场一样抢先说：“当然不一样，从前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

我们的飞机于凌晨三点抵达曼谷机场。

待到进入太阳酒店的房间后，已是凌晨四点了。我让钟老先洗澡先睡觉，钟老脱光衣服洗到一半时，突然从卫生间里冲出来，他想明白一个道理。香港不仅占去了我们的时间，还赚走了我们的钱。我们的晚饭是在飞机上吃的，我们的夜晚是在机场和飞机上度过的，而这些钱本该是要付给酒店的……他没说完，我已明白，是我们替旅行社省了钱。反过来旅行社只用一张不合情理的机票，就换得一张利润丰厚的现金支票。

窥见了他人的秘密总是令人兴奋。钟老腰上像枪眼一样的伤疤，一颤一颤的，如同女人脸上的酒窝。饱受颠沛流离疲劳不堪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吃亏，甚至还为难得有踏上宝岛台湾的机会而兴奋。

我拿起电话，打到隔壁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