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人的角度,家庭是隐私的一部分,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猪太郎收起心神,郑重地说:“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住房是不可任意进入的,是可以持枪格杀入侵者的。”
“是的。”
“所以,刘馥宅因隐瞒家人而被追杀,这样的理由,在西方是无法想象的。”
袁文默然。
“从我们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猪太郎微微调整了坐姿,眼神中透出一种更为内敛却同样不可逾越的冷峻:“家庭同样是隐私的绝对禁区,只是他们守护这片禁区的武器,不是枪膛里的子弹,而是深植于骨髓的‘界限感’与严密的法律铁壁。”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在我们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家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住宅,更是隔绝外界喧嚣、保护内心世界的‘心理结界’。这种对私域的极致保护,甚至体现在建筑与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比如,日本家庭普遍会在门口挂上‘表札’(姓名牌),这看似是为了方便邮递和避免访客走错,但在更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它其实是一块明确的‘私人领地警示牌’,提醒外人‘此乃私域,请勿擅入’。”
“而家家户户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也不仅仅是为了遮挡视线,更是为了在拥挤的城市中,为自己构筑一道免受社会评价和外界窥探的心理盾牌。他们极度害怕‘越界’,宁愿忍受繁琐的中介与规矩,也不愿与他人发生直接的、毫无缓冲的冲突。”
“这种文化心理投射到法律上,便形成了对‘住宅不可侵犯权’的绝对扞卫。”猪太郎的语气变得郑重:“《日本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任何人的住宅、文书及所持物品,不受侵入、搜查及扣押。在没有法官签发的搜查令,或是没有得到屋主亲自许可的情况下,即便是代表公权力的警察,也绝不可擅自踏入民宅半步。在日本的法律天平上,‘程序正义’与‘住宅隐私’的重量,往往高得令人窒息。”
“所以。”猪太郎看向袁文,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如果从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刘馥宅因隐瞒家人而被追杀,这样的理由同样无法成立。”
“在日本社会,一个人隐瞒家人、拥有不为人知的私生活,不仅不会成为被剥夺生命的理由,反而会被视为个人‘私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权’(宪法第十三条)的延伸。只要这种隐瞒没有对他人造成实质性的侵害,社会与法律都会默许甚至保护这种‘不被干涉的权利’。在日本人看来,强行撕开别人家庭的伪装,去审判或惩罚一个隐瞒的家人,本身就是一种比隐瞒更为恶劣的、对他人神圣私域的粗暴践踏。”
“是的。”
袁文静静地听着,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拉紧窗帘的日式房屋和门口静默的姓名牌。
西方人用枪扞卫家庭的不可侵犯,而日本人则是用无形的边界和森严的法理,在喧嚣的尘世中,为每一个家庭画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猪太郎说:“所以,刘馥宅因隐瞒家人而被追杀的理由,在我们与西方人的眼中,太牵强。”
袁文说:“但是,中国人是认真的。”
猪太郎说:“所以,我们要测试一下。”
“有必要吗?”
“当然,因为人是最经不起测试的。”
“测试什么?”
“我们要测试的,就是刘馥宅是不是真的来投诚的。”
袁文冷笑:“用二十七条人命?”
“是的。”
“这个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猪太郎摇摇头:“这批人知道的太多,我们本就准备换一批人了。”
袁文说:“安西大人知道吗?”
“不知道。”猪太郎说:“做戏要做足,他越不知道,这件事反而显得越真实,刘馥宅越会相信。”
“影佑呢?”
“不知道。”
袁文沉默了片刻,咬着嘴唇说:“温政呢?”
“也不会让他知道。”
“花子与月子呢?”
“她们也不知道原由,她们只是执行者,由你带领。”猪太郎强调:“真实的原因,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麻美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