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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2章 通往奴役之路（第2页）

万历年间，县级以下的黄册，即户口与财产统计册，按规定每十年编造一次。

“编造”一词用得着实精妙，毕竟这些公文上的数据确是凭空捏造的。黄册上竟赫然列有两百多岁的人！

原来，每过十年，明朝官员重新编造黄册时，并不去核实情况，只是在原来的户口册上给每个人加十岁，如此不断累加，便出现了两百多岁的人。而且，一户人家往往只记录一两个人，遗漏现象极为严重。

崇祯皇帝在位仅十七年，然而清军于1645年攻下南京后，在玄武湖的黄册库中惊讶地发现，明朝的黄册竟已编造到了崇祯二十四年！

明朝这般统治方式，效率自然无从谈起。

最为关键的是，不仅下级糊弄上级，上级也明知下级在糊弄，下级也清楚上级知晓他们在糊弄，却彼此心照不宣，就这样一直相互糊弄下去，实在可怕。

国家财政如此，军队亦是如此。

清军入关途经锦州时，作为人质的朝鲜世子和范文程参观了祖大寿、祖大乐两位明朝总兵在前线的居所，其奢华程度竟超过了朝鲜王宫。

温政听得叹息不已。

他说：“满清最大的罪恶，就是把人变成了奴隶，打断了汉人的脊梁。满清从来没有把中原大地当成自己的国家，而是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中原的主人，中原汉人都是自己的奴隶，关外才是自己的根本。他们不断打压中华文化，不断践踏中华民族。用文字狱，用剃发易服来打压中华民族的精神。”

“你说得不错。”

莫西从另一个角度说：“幸亏进入近代的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汉人政权基本上就另一个莫卧儿或者奥斯曼的命运。”

对此，温政是不赞同的。

莫西说：“汉人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历史包袱太重，造成制度上的粘性特大，体现在变法上的艰难。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的变法，受到旧贵族的各种阻挠，包括最成功的商鞅变法。北宋王安石变法造成新旧两党之争。明朝张居正变法，他死后家族尽灭。

清朝由于历史包袱小，在没有与江南士绅进行深度利益绑定的时候，推行了取消人头税，一体纳粮，火号归公等几乎革命性的变法，使得中国人口增加，税收丰盈，对外战争取得了一些列胜利，扩地万里，为近代百年屈辱转型提供了足够厚的家底。

历史上‘天可汗’是李世民，既是汉人的皇帝，也是胡人的可汗

，类似情况的也有蒙元和满清。三者都是有北方胡人背景，因为这种背景，可以最大限度的整合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促进民族融合。

清朝在近代之前彻底解决了北方民族问题，蒙古人一直是中国近代抵御西方列强重要力量，而不是搅局者。

事实上，俄罗斯和清朝都号称对蒙古有领导权，但是清朝最终在俄罗斯到来之前取得了领导权。

这个是任何汉人政权难以企及的。

满清一直是以实用主义为主，该洋务就洋务，该新政就新政，该退位就退位。和明朝的死要面子相比，清朝政策上的灵活性更好，是因为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较轻。如果是汉人王朝，推行洋务，新政难以想象的阻力。

退位几乎也要押后几年。

所以，最后一个朝代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实是中国的幸运。”

他说：身份认同往往是如此沉重的课题。认的是什么，同的又是什么，一个人的“身份”究竟能有几个？

“同”和“不同”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撕扯，如果时不时就需要校对，恐怕难免让内心摇摆且疲惫。

说起华人这个概念，他曾问过一个唐人街95岁高龄的华人，老人言简意赅：就是从华人父母世世代代继承一套价值观，一种文化遗产。

这位老华人说：“这种连接是我们之间一种无形的勾连。我还没有意识到，它就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海外华人是非常爱国的。